一、是他是他还是他！

如果你仔细看近代史的过程，再对比一下古今中外任一个开国者，有时候不得不由衷感叹，没有一个人，是的，我说的是没有一个！象他一样经历过那么多困难，那些困难摊绝大多数那里就是灭顶之灾，甚至是内部困难远大于外部困难。

个人崇拜和个人英雄主义是他所反对的，但假如你了解下当年脑残的共产国际和败家子的上海中央各项举措，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他，这个党派估计永远不可能建国成功。那段时间，常凯申才真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屡屡给凯申兄神助攻，而他，得多时候是凭一己之力在对抗，最后的结果是。。。他赢了！

有人说，你这两段话也说得太玄乎了！

我只想说，这真的是我看完那段历程的个人感受，我一个凡夫俗子，不这样说，就无法表达我对他崇敬感情的万一。列位请看我列举他所遭遇的内部困难，这些困难换成这世界上99.99999%的人都会疯。

当年，他痛恨于常公的背叛和同志的牺牲，放弃高官厚禄，意气风发的开始走武装夺权的不归路。于是，一个个致命的磨难接踵而来，彷佛是排着队要消灭他。别跟我说什么磨炼啊什么天将降大任啊，外部环境已经令人绝望了，内部呢，那是比猪队友都狠的存在。

秋收起义后，余部只剩八九百，迫不得已向江西转进，错误估计敌我双方实力和形式所以当遭此难，没话说，那就换个活法。

总指挥卢德铭才指挥十多天就牺牲，合当此难，该他承受。

第一个内部小小的刁难来了，之所以说是刁难，是因为这个和后来他所经历的内部巨难相比，简直就是蚂蚁比大象，连热身都算不上。

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俊各种顶撞嘲讽不配合他，一介书生拿着本三国演义就来指挥我们，没门！

不得已，他团结教育并倚重了一批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计有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曾士峨，朱云卿，伍中豪，何长工，罗荣桓等(这批人大部分壮烈牺牲，独何，罗一直到建国后，向那些年那些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我们的先烈先贤致敬)，于是这个余洒度带来的困难被他克服了，上了井冈山。

上山后，说服了王佐，袁文才，局面开始打开了，打了几个县，拓展了根据地，三湾改编也彻底将这支残破不堪的军队变成了有别于历史上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虽然他还弱小得象一个婴儿，但啼声嘹亮。

影响力上去了，凯申兄也有点注意，从这个时候起，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开始大无畏的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的分批次的给他带来一个个灾难巨大的指令和举措，让无数年轻的生命血流成河！这些本来绝对可以避免的，只要按他的方法做，从后来的结果看，是绝对绝对可以避免的！

我每每读到这些，就长太息以掩涕兮，究竟是怎样的胸怀和包容，才让他如此服从组织原则，为了党的团结，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搁我们绝大部分人，老子自创的基业，老子兵强马壮，我干嘛听你们的？

第一个来的，是湖南省委特委来的特派员周鲁，言必称苏联，行必说中央，他传的口谕有点晴天霹雳，居然开除他党籍！要知道他才在不久前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立在连的原则，战斗力显而易见的大幅提升，这份家底虽然不厚，但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大的家底。好吧，为了这份心血，他只好去当一个师长，自嘲道：军旅之事，未之尝也。

如果仅仅针对他个人还算了，问题是周鲁这毛头小子受上面指示要开始败家了。严厉斥责上山打游击开拓根据地的行为，严重伤害同志们的自尊（把王、袁指为土匪），并且命令马上下山去湘南和朱德陈毅部汇合攻打大城市。

当时远在苏联和上海的各种小年轻领导也不知道凭什么判断，国内形式一片大好，高潮。。。高潮马上立刻就要到来。

热血上头的周鲁小伙子又赶赴湖南的郴州，耒阳，传达高潮就要到的消息，然后列位看官，看看当时脑残的领导们下的什么指令:湘赣通道几公里以内的土豪地主全部杀光，打通湘赣大道！湘南地区以郴州为中心，执行烧杀政策，逼迫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然后挥师北上，打大城市！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率队下了井冈山，但聪明的陈兵湘赣边界，以接应朱，陈部队上山。而在郴县的烧杀行为，也的的确确伤害了一部分民众。

随着澄清开除党籍的误会和周鲁的战死，朱毛终于得以会师。会师后当然是声威日浙，形式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时候的理念冲突也开始抬头。朱德这样的德高望重的人，在当时也抱有极强的纯粹的军事观点，认为能打仗就行，不应该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再加上朱总宅心仁厚，也认为要和旧的军队区别，就搞了个士兵委员会，推崇官兵平等民主等。官兵平等当然是对的，可是民主，就开始走向了极端。这也为后来的一个悲剧埋下了伏笔。

而引起这一悲剧的，就是，中央又派来一个姓杜的年轻特派员。

来了之后，当然是斥责占山为王的流寇作风，世界形式一片大好，国内高潮。。。还是要来的，毕须要无条件执行中央决议，山沟里能出马列吗？下山，打大城市。先打湘南。

令人费解的是，朱，陈以及一众官兵也觉得应该这样，至少应该尝试一下。

没办法，家底更大了，不浪一下简直对不起自己。

于是，朱陈的部队又往湘南开拨。朱的本意还是有点毛的意思，打一下几个兵力薄弱的县城再伺机而动。可是他手下有一个团，兵源全部来自湘南暴动的宜章，一听说要去湘南，就全情哗动要求去郴州要求打回去，那可是执行过烧杀政策的地区啊。

这种情绪对于底层员工来说家乡情重可以理解，但军事长官是可以通过命令和宣传来化解的。可是极端的民主，士兵委员会一开，军事领导是明知道那里凶险万分却不敢反对士兵委员会的要求。于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个团全军覆没，而且很多是被虐杀，血流成河。

朱和陈痛苦万分，痛感没听他的劝阻，一时竟差愧得不好意思再回井冈山。好在他胸怀大度，不计前嫌，亲自率队前往再次接朱陈部队上山。因为后方兵力空虚，也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内几个村的民众惨遭不测。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的被迫放弃井冈山，那位杜特派员下落不明。

彼时，上海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反思自己对毛的指责，于是他去了苏联，李立三接手。李立三和毛是同乡且更是朋友，可不知道为什么，立三成为负责人后，提出了连瞿秋白都称之为疯子的计划。

核心当然还是：更高更大的高潮！迫不及待的就要来临！

于是，又一次特派员来来临。这些年轻的特派员啊，来了之后真的象是太上皇。多亏他从来不玩阴谋，他从来是党性和组织原则高于一切的人。

这个特派员叫刘安恭，是和刘伯承一样在苏联伏龙芝进修的人，实话，军事上的能力不差。

此时，彭德怀也拉着队伍上了山，根据地人满为患，朱毛下山开僻赣南新的根据地。家底进一步扩大，说真的，是他苦口婆心喋喋不休的对抱有单纯军事观点的朱和彭讲道理摆事实，并且在他的主导下，还真的是一个接一个胜仗的打，红军战士也越打越多，根据地的贫苦农民也翻身把歌唱，只要这样下去，形势真的会越来越好。。。对应的，常凯申会剿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可是立三同志负责的中央哪会这么想，于是，特派员刘安恭又来了。一来，当然又是指责，上纲上线，还搞个临时军委，架空前委书记的他。后来，从来反对极端民主并且在军中要求民主集中制的他，居然在刘安恭的鼓动下，朱陈的一部分默认下，通过士兵委员会居然选掉了他的前委书记。他第一次赋闲，眼看满腔心血即将被其他人挥霍，他大病一场。

更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上面指示文件，就是对待土匪武装，一开始可以利用，待利用完以后就必须消灭。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对根据地有巨大贡献的王佐，袁文才，在他不知情赋闲的情况下被冤杀，这种痛伴随了他很久。

要说刘安恭还是有两把刷子，军事技术过硬，和官兵也能打成一片，在他严厉批评严格要求下，朱老总本来和他也是同学同乡，家底的厚实也觉得可以打一下，于是，跨省跑到广东去打东江，后果是近两千的红军战士血洒战场，刘安恭自己也战死。

据守井冈山的彭德怀也因为失去策应，面对实力强大的敌军进攻，苦战多时，牺牲太多了战士，不得已撤出井冈山。这片有无与伦比象征意义的根据地从此彻底丢失，而根据地的人民所遭受的报复，其状之惨，苍天为之嚎哭。

朱老总面对东江之败之惨痛哭失声，终于深深体会到了他的不容易他的苦口婆心他的。。。确实，太多事例证明，只有他是对的！唯有他走在正确的路上！

经过反思悔悟，再加上胸怀磊落的陈毅亲赴上海，周恩来的亲自调和，朱陈后来又亲自上门拜访，他终于又复出原职，面对惨状，收拾好心情，重新来过。他的意志比谁都坚韧。在他的带领下，大家抱成团，在赣南又重新打出一片天地。

这下子，应该停止折腾了吧？

可是不行，又来了一个小年轻，朱姓特派员。

这回不说高潮了，说是。。。低潮了。是的，你没看错了，真真切切说是低潮（我尼玛，高潮来过吗？），要求红军全部分散成一小股一小肌部队，躲到上百个农村山沟里减少活动。无语啊，好在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这样才是灭顶之灾，他确定的军事战略原则是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力量有效打击对方有生力量，这一大智慧的指导方针是深得人心，无往而不利。这次红军上下指战员在他的领导下万众一心软磨硬泡终于扛过了周姓特派员带来的所谓中央诀议，根据地还是在迅速发展，家底也在迅速恢复。

这也才没过多久，共产国际和立三的中央，又㕛叒判断出全面的高潮要来了！

天呐，没完没了了啊，高潮一浪接一浪啊！要求全面出击，攻打南昌武汉，饮马长江，然后乃至上海南京！

他们从来的理论依据是，法国大革命是从巴黎开始的，苏联十月革命是从彼得堡开始的，辛亥革命是从武汉开始的，城市中心论已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原话），而苏联的爸爸们也是这样训示的，你敢质疑列宁，斯大林？

凭心而论，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在斗争中有些书生意气，但是在当时坚持中国和共产国际是平等地位，不能因为他们的帮助就丧失了独立的原则，而后几个接任的负责人包括绝大多数，全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思考，甚至包括一些伟大的人物，瞿秋白，周恩来等。唯有他，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必须走自己的路，以期达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独立，复兴。他的一生，始终遵循着这一理想和原则。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比那个时代所有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且，这个意义上，他的勇气超过了，所有人！

于是在严历的指责和督促下，骁勇异常的彭德怀，居然，竟然，真的打下了长沙！这是在整个红军和八路军时期，唯一一次攻下省会级的大城市！

于个人来说，这确实是彭德怀元帅的辉煌战绩，于整个形式来说，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灾难。

事实上，何健率军反扑，导致红三军团损失惨重，又是上千的指战员血洒疆场，在那一段时间，红一方面军一直维持在两三万人，军队如果太多，根据地无法承受。所以保证自己的有生力量是头等大事。一千多个青壮有生力量啊，要恢复起来旷日持久。

彭德怀被迫撤出长沙，打下长沙就剩下一点可怜的象征意义。而更惨的是，何健疯狂在长沙城内拘捕屠戮了近万人！

但是这次打下长沙更恶劣的后果开始来了，被错误的以为：看！快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打下大城市，只要准备得当就可以真的真的饮马长江！

于是，于是，全军二打长沙！这次不仅彭德怀，朱德也来了。

他痛心疾首悲怆万分，抱病前往阻止。更悲惨的是，为了报复恐吓，敌方将他结发妻子杨开慧杀害并故意登报广而告之，并派人去韶山挖他的祖坟！

有准备的大城市长沙这回死死的顶住了红一方面军的进攻，战事由突袭变成悲惨的攻坚战。再一次，用流血的残酷事实来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可是，这是他万万不愿意看到的。

终于消停了下来，这时候，朱，彭还有更多指战员在残酷无情的现实中领悟到了他的伟大和正确，在那么一段时间，他们齐心协力打土豪分田地，扩红打仗两不误，根据地蒸蒸日上。

实在话，前面四个年轻的特派员，虽然只唯上只唯书，头脑发热，但他们也确实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的共产党人，他们虽然有错误的方式，但面对敌人时却慷慨激昂，毅然决然，其中周鲁，刘安恭是壮烈牺牲，为共和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值得钦佩！

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么？如果说前面这四个年轻的特派员来了后虽然带来巨大的损失，但确实没有伤害他的根本，他一次次顽强的扭转了局面，并且每一次的挫折反而让他带领着根据地更强大，甚至瞿秋白下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立三也因为立三路线而面壁思过，然而，但是，他们只是派一个小年轻的特派员不行，他们开始组团来了，而且，来的都是他的直接上司！

在常凯申发现两省会剿无济于事开始让中央军过来围剿的时候，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开始组团过来，给他和他的事业他的心血带来毁灭性灾难。

他的苦难辉煌，才刚开始。

彼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实际掌权的是王明，博古，任弼时，周恩来等。

二、在继续他的苦难辉煌之前，我先说说他这个人。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一种人：在一群人当中，他天生就像是唯一的中心点，具备天然的吸引力，言行谈吐，热情洋溢，再加上身材高大，英气迫人，这种吸引力也许就是人格魅力吧。年青学生时代的他就是这样，我当然不想各种无脑神吹他，搞不好有喷子过来说我因为他是领导所以什么都硬要加上光环，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因为各种回忆录里就是这样写的。他求知若渴，遍览群书，又好交朋结友，学生年代就登报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果其中一个就是李立三。

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又热情的参与辩论，要命的是，许多人因为知识储备量没他多，思维没他敏捷，辩不过他。年轻人嘛，有时候辩不过难免脸上挂不住，就会演变成言语冲突，据说有一次面红耳赤之下，他拿起板凳就砸了过去。。。

他还有意识的自虐，在闹市口看书，在大冷天洗冷水澡，在大雨天跑岳麓山上露营，在长沙一师，还有个记录，不会踢足球的他，因为身材高大被安排当守门员，多场比赛下来，居然一球不失。这一切也造成他极强的身体素质，晚年还能在长江胜似闲庭信步。

如果说阅读量大，知识面广，这个放到更广大的天地里对比不乏其人，比方说现在的某某大紧；但如果要形成系统的思维和深度的洞察力，还是需要更精更专的刻意训练和刻苦钻研了。这些我们也要感谢慧眼识珠的杨昌济老先生，作为曾经在英伦攻读伦理学哲学的高材生，抱有“欲裁大木柱长天”志向的老人家一眼就相中了天赋超人的他，从此他迷上了哲学，海量的阅读思考现在开始集中爆破一点，这也为他以后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认识高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领袖组织才能，在学生时代就让人瞠目结舌，在长沙南郊，他组织几百工农学生，拿着棍子梭镖，在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他居然缴了上千士兵的枪，使长沙生灵免遭一伙溃兵的浩劫。

年轻的他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卓尔不凡，文字思想功底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今天有人动辄说民国出大师，我们看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白话文运动时期的书，即便是公认的文学佳作，也是语句有些诘屈，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如此深奥的理论用大白话写得，让普通人读起来都明白如话如沐春风，要知道，他的古文功底对比那些大师，是绝对绝对的不遑多让的。你要让他写一篇文言文，看看他和一些国学大师的通信往来，那书袋掉得，能让很多所谓的大师感到惭愧。

思想认知上的深遂超过了一个时代所有人，反而让他后来在组织中显得异类和格格不入。

我们对比一下常凯申。常公许是在日本读过军校的缘故，在着装上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平时也是形容严肃，身板挺直。反映在行文上，好用小楷，书袋掉得也不差，一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也颇具感染力。而他呢，身外之物相当随意，着装随便，磊落不羁，吃东西有辣椒就行，如果有红烧肉就是宫廷盛宴，谈吐风趣活泼，一针见血。这些东西反应过来的本质就是，所面对的对象！常凯申眼光局限在精致的一小拨人，而他，眼里是最广泛的劳苦大众。论阅读量—知乎上就在这个问题下有个答主回答，以阅读量来论，他看过的书足够给常公火化好几回，我大笑并深以为然。但只是阅读量比常凯申强也没什么，进而要上升到思考深度，而眼界，又决定了思考能到什么样的高度。

是不是觉得，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做起来就是天大的难度？是啊，知易行难，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通病。

今天我们流行说，我！太，难，了！

假如象我这样看看他所遭遇过的难，我就会觉得，我太幸福了！

他的难，在于他超越了那个时代，不被人理解。且最大的痛苦在于内部，那一次次的灭顶之灾，他还得一次次义无反顾的扛起来。

在他一次次身心俱疲扛起这些灭顶之灾的时候

他的妹妹，毛泽建，夫妻因参与革命双双被杀害于湖南衡阳，彼时他刚刚率队上井冈山。

他最疼爱的小他12岁的弟弟毛泽覃，牺牲于闽西苏区，彼时他刚刚参与长征。

他最有才干的弟弟毛泽民，牺牲于新疆，彼时他在陕北。这个弟弟是他最看重的，因为能力才华特别突出。

他算得上青梅竹马，挚爱无比的妻子杨开慧，被杀害于长沙，三个儿子下落不明。（后寻回，但毛岸农失踪，毛岸青被人打坏脑袋，长子毛岸英解放后牺牲于朝鲜战场）

上述几个，全部是他带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和贺子珍第一个女儿传闻在那艰苦年代或失踪或夭折没确切消息

第二个儿子，毛岸红，因长征，一说托养给乡下老农，一说托给留守的毛泽覃夫妇，之后也下落不明。

长歌当哭！他曾说：百身莫赎！

可他无数次收拾好眼泪和痛苦，继续前行。

他图的是中华民族的万世，一个人的生死荣辱算得了什么！这是他的原话。

三、

上海中央派过来四次特派员，每一次的指示都足以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每一次都把他定义成右倾逃跑主义，每一次都要质问指责批判他，几乎每一次都还要来个撤职。好在他都扛过来了。

可是真正灭顶之灾即将来临，嫌折腾得他不够！

有些东西，即便放在今天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你说从国共第一次合作起，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百色、湘南、黄麻等等，这个集体中不乏学识超人又经历过旅欧旅苏、经历过九死一生、经历过血与火，其理论高度和实干才能结合的人一抓一大把，都是放在常凯申那都是巴不得高官厚禄重用的顶级人才，是精英中的精华。可是在最中央的核心领导圈的一帮人，居然大多数是没有实干经历的小年轻，是一帮说一口流利俄语能整本整本背诵马列书籍的从外国回来的人。

他们只唯圣，只唯苏和书，这一点尤其在王明身上体现得最突出（后面要重点说一说这家伙），这帮人动辄马列，动辄苏俄，动辄城市中心论，动辄就是你敢对抗共产国际？他们对苏俄像爸爸一样遵从，圣旨一样遵从。

尤其奇怪的是，在当时，是但凡一说此决议源自或来自共产国际或苏俄，就基本无人敢对抗，只有乖乖从命。要知道，当时在领导层，还是有周恩来，瞿秋白等一批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人，但瞿秋白周恩来但凡一接到驻苏俄的代表或共产国际的一纸指示，就立马哑口无言，遵照指示，两人都错误的下发过决议并批评了老毛。

即便是到根据地苏区的领导层层面，如朱德，彭德怀等，也是只能从命。唯一一个敢在实际行动和言语中提出不同声音的，也只有他！

所以这个组织中绝大多数的人，近乎严苛得不近人情的对组织纪律的服从和维护，源自于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舍身的勇气，而他，就是在狂热得近乎失去理智的追求理想的一群人中，最理智最睿智的那个，说他挽救了这个组织一点都不为过。

当其时，最中央的那群人对他的做法恨得牙齿痒痒怒火攻心，偏偏他还把苏区搞得蒸蒸日上惊天动地，连常凯申都反思自己的政策，真是娘希匹看走眼，原来最大的对手在这里啊！于是改变以前数次会剿的政策，开始空前的大围剿！

外部山呼海啸，超级风暴要来了。

内部也是酝酿最具核心的爆炸来摧毁一切！

此时，在宣传层面，只有一个微弱的声音支持他。

那就是贺龙。

在所有参与共产党武装夺权的暴动的人当中，贺龙是独一个货真价实的在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放弃荣华富贵于不顾，毅然决然率部参与南昌起义，彼时，朱德是南昌城中保安团团长，连正规军都不是。

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遭遇恶战溃败，领导层星散，独偏师后卫朱德收拢八百余人辗转哲伏于韶关，也独有贺龙英雄不改本色：老子就不信打不败反动派！只身一人重回湘西，呼啦啦又打出个湘鄂西根据地。

今天大家热呼的讨论十大元帅还应该有谁有谁的时候，贺龙的排序只在第五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贺龙和朱德，再加一个彭德怀，这三个是最没争议的，哪怕只评三个五个元帅，这三个也必定位列其中，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和保住了部队的火种。

正因为贺龙感同身受，所以对老毛的做法尤为赞赏，并且身体力行。

但是一个湘鄂西贺龙的声音太过微弱，更何况后来还面对夏曦而自顾不暇。

还有一个能理解他苦心以及思想的，就是陈毅。但可惜，他那时候也无法发声。时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根据地广大的中下层还是极其敬佩听从他的，但存在问题：一是，他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二是，严厉的对组织纪律的遵从导致在具体事项中他们也会不由自主的被带偏，从而暂时的站在他的对立面。要经过无数次血泪的洗刷才最终所有人都明白，他是对的，应该听他的。

鉴于当时中央认为他顽冥不化一直犯路线错误，看来只派特派员是不行了，于是必须倾巢出动，级别一个比一个高，抱团而来，最后整个中央都搬到了他创立的根据地，从此他所在的湘赣闽粤边区变成了中央苏区。

在常凯申酝酿规模空前的大围剿之前，他们首先派出来项英。

项英一到就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任书记，凌驾于根据地所有机构之上，是为当地最高领导。

但项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工作经验丰富，机智过人，一开始只是略微点了一下老毛和中央指示精神对着干，紧接着对根据地浴血奋战的成果表示肯定和遵敬。项英在观察，在寻找支持，在找突破口。而且项英和他相谈甚欢，甚为知己。

紧接着，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洛甫又一起到来，后来又调来一个恐怖大王邓发。

当然，还有一些军事人才陆续过来，比方说叶剑英。邓小平，张云逸也率红七军来投。彼时的小年轻邓工作经验丰富，才华出众，即使身为红七前委书记的邓到了中央苏区只被任为县委书记，但也毫无怨言。

一时间，苏区人才济济，欣欣向荣。

但是，空前残酷的路线斗争也即将开始。

屋漏更遭连夜雨的是，常凯申的第一次大围剿也开始了！

四、

在开始更新之前，我想先给一个链接

http://m.cwzg.cn/history/201810/45370.html?page=full

这篇链接中的内容，能很好的说清楚一些问题，我写的东西，更多是有感而发，全凭记忆来写，不会太纠结于历史的考证或者细节的究竟，我主要是想说明我的观点，所以如果有历史年代或参与人的谬误，请予以指出。但大的事件和进程，基本没什么问题就好。

此上

五、

写着写着，就老牵挂这事，因为总觉得没说清楚没说明白。对于近代史最重要的一个人，于我个人又是最崇敬的一个人，于这个问题下，那么多人认可最伟大的一个人，如果不把心中块垒述完，我会觉得内疚的。因为在我年轻初谙世事时，我也曾误解过他。

前面说到，在连续派了四个小年轻特派员后，他反而越挫越勇，上海中央不乐意了，开始组团来了，级别一个比一个高，给初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灭顶之灾。

先来个项英，一来就奉旨成立个苏区中央局，项代理书记。项英老成干练，表露了一下中央的批评态度，也没多说，积极投身于苏区工作当中，和朱毛等也是有说有笑。

紧接着任弼时，洛甫，王稼祥，顾作霖同时到来。要说这四个党性原则性还是没说的，可是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只唯书唯圣的飘浮作风，来了之后就马上掀风作浪，核心一点都不新鲜，右倾逃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城市中心论，对抗中央。。。

此时项英也立马亮明自己的观点，认为他屡屡阳奉阴违。

你说他苦不苦？

尤以顾作霖年轻气盛，几乎到了每一句话每一建议每一个批评都要反对他的地步。

原则性最强的任弼时，我们后来也知道任真的是一个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在他观点还没转过湾的时候，其实造成的阻碍最大。

洛甫号称党内大秀才，王稼祥也相当的书生意气。他们一来，就鼓捣一个临时军委，撤销前委，这个机构历害的地方就是军事指挥的权力上升到中央局直接管辖，不过好在他们也明白目前军事指挥上实在无法代替他，但可以更好控制他了。

于是这四人和项英一起，开始陈腔滥调，必须北上！打大城市！掀起高潮！

朱德仁厚，此时他已经深深折服于老毛的战略原则和军事思想，耐心解释。

他也不得不强压怒火据理力争。

好在还有个霹雳火彭德怀也是站在他一边的。

一时间，烦不胜烦的就是一开会就是因为军事路线上升到政治路线的争吵，顾作霖更是把帽子一个一个的甩过来，着实有点吓人，拍桌子大叫大嚷，好不热闹。

幸好常凯申这时候来了，也算是帮了他。要不网友总是调侃他是新中国第十一个元帅呢。

大围剿开始。连着就是三次。

第一次围剿就是不到三万对十万。

第二次就是三万对二十万。

第三次不到四万对三十万。

广大指战员对他的战略部署深信不移，诱敌深入，内线作战，根据地越打越大，人越打越多。赣南闽西连成一片。

在第一次反围剿时，他提出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原则的时候，就被这五人好一顿批，说怎么能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呢？应该主动去外线打。真是我勒了个去。

在此之前，中央的总负责人向忠发在实权的国际派鼓捣建议成立苏维埃政权，封了老毛做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称为毛主席就是从这开始的）。任弼时等四人过来就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开全国党代会，简称苏代会，要放在江西苏区，同时搞个苏维埃政权成立大典。这种事确实在紧张的战争局面下着实让人心烦，日期也是一推再推。

上海中央的实权其实就掌握在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苏维埃分子手中，王明夺权是真的不光彩，第一依靠了他苏联的老师米夫，第二就是泡制莫须有的针对瞿秋白的浙江同学会事件上位。

没多久，顾顺章叛变事件导致上海中央大受打击。中央本部搬到苏区也迫在眉睫。王明呢，屁股一拍，跑苏联去了，至少其他人还不顾危险坚定留在国内参与斗争。王明这个小人的事后面还要说。留在上海掌实权的是博古和周恩来，向忠发只是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

后向忠发被捕，旋即叛变。中央处境更加艰难。同年12月（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不久，周恩来到达瑞金。此时距秋收起义仅仅才过去四年，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林彪，罗荣桓已经迅速成长为军一级指挥员。红军四大军长，彭德怀，林彪，黄公略，伍中豪，其中后两位已经牺牲，但同时在第三次围剿时，收获了国民党原二十六路军董振堂等起义加入苏区，中央苏区形势喜人！

这四年，经过了湘赣两省数次会剿和常凯申的三次大围剿，经过内部神鬼莫测的折腾，居然竟然打出这么大一片天地，着实令项英有些无语，洛甫和王稼祥有一点点信服，独任弼时和顾作霖还继续坚持批判的基调，博古在上海也是不停用信函和电报措辞严厉。对他们来说，既然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更加证明了红军能打更大的仗，全然不顾在这个过程中老毛是怎样的运筹帷幄以及原则正确才使胜利来之不易。他们斥之为游击习气。

这一不顾实际的路线斗争，先带来一个不大不小的悲剧是为警告，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警告根本没用。

周恩来一来，就是军事上最高负责人，中革军委的一把手，彻底没了他的实权。

在中央局的鼓捣下，周恩来牵头，这次我们不打省会了，但还是要打大城市，打赣州。理由？理由就是这是最近的大城市，是赣南的中心，打下来影响力大。完全不顾他据理力争，这座山区的大城市城墙高而厚，驻军战斗力强，即便打，也应该是围点打援。

一片斥责，右倾，逃跑，机会主义，游击习气！

朱德只说了句还是要遵重老毛的意见，就不再言语。

要命的是，周恩来崇高的威望和良好的人缘，影响了大部分指战员的判断。

当虎将彭德怀参会时，周问了一句:彭老总，你认为可以打吗？（彭为副总指挥兼军长）

彭:可以！一定打下赣州作为苏区政府成立的献礼！

他愤怒得拍桌而去，又一次，孤独无力感袭上心头！

于是，悲剧开始！

赣州城防工事出乎意料的顽强，军事抵抗也极具谋略。

红三军团付出惨痛的代价都攻不进去，牺牲的战士达三千多。要知道彼时加上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总共才四万多人，一战就折损整个中央苏区近一成的兵力！

更要命的事，红三军团久攻不下，还居然被赶过来的援军反包围了。

眼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央局中革军委惶恐不安，马上召开会议，问朱老总怎么办？

彭德怀也面色严峻，这确实也是他上指挥作战以来头一回面临如此凶险局面。

周恩来也是震惊加烦躁，进苏区领导的头一仗，居然断送了三千多红军将士的性命！

朱老总说，还是找老毛想想办法吧！

关键时刻，还是他挺身而出，紧急调动红五军团协助红三军团脱困而出，虽然损失惨重，但好歹保全了红三军团。从此彭德怀心悦诚服！

三千多战斗经验丰富的红军战士永远长眠在赣州城下。

你以为这惨痛的教训惊醒了上面那帮人？

呵呵！

他这下大喜过望，立马又马不停蹄走往闽西，他的用意是告诉那帮书呆子，我告诉你们怎么打大城市！

一个不防备，三打龙岩后，立即千里奔袭打下了闽南重镇漳州！缴获银元上百万运回瑞金，枪支弹药无数，物质补充无数，居然还缴获了两架飞机。

这简直是神奇的战绩。换成谁，这得意劲啊还用说嘛。

周恩来都信服了，王稼祥都佩服了，但是，

一说到但是，我们就知道，苦涩劲就来了，任，顾，项等再加上上海的博古，居然认定打赣州失利是因为没准备好，但路线没错，打漳州胜利是因为钻了空子，路线是错的，还是机会主义。

滑天下之大稽的是，打败仗是对的要表扬，打胜仗是错的要批判！

连老实人朱德都怒了，连任弼时都被噎得琢磨着有些不对，周恩来左右为难。

好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常凯申同志因为其他事缠着脱不开身（九一八，一二九等事），没有紧接着来第四次，且打漳州巨大的缴获和苏区的扩大又为苏区政府成立盛典增添了无比的光环，一苏大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热烈召开。

会上宣布他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还举行了阅兵仪式，虽然装备简陋，但精气神着实焕然一新。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边区政府成员一遍一遍的欢呼毛主席。

这虽然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但不得不实事求是的说，苏维埃政府主席只是名义上响亮，并没多大党内实权，他此时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就是个一般的委员。在党内和组织内，决策权这一点上他根本说不上话，连顾作霖这样的，都能声色俱厉的指责他。

好在打漳州带来的巨大声望让他们还不敢短时间内过于苛责他，干脆，先架空他。前委书记一职是没了，红军总政委一职也没了，专心做边区政府工作吧。

因为，给中央苏区带来终极灾难的博古要来了！

六、

在毁灭性灾难降临中央苏区前，我们再看看他面临的巨大挫折。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州战役的失败，漳州战役无与伦比的收获，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源自西北军）起义归附（后由此组成红五军团），中央苏区地域进一步扩大等等，让他在苏区的威望空前高涨，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成立更是让“毛主席”这一称呼响彻云霄，但因此也招来了更多的猜忌和指责。毫不客气的说，路线斗争被有心人搞成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全然不顾千万民众和指战员的生死。始作俑者当然还是躲在苏联的喝着咖啡的王明和上海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可悲的是，有些后来事实证明具备伟大人格党性的人当时也是帮凶。

常凯申解决一部分内外矛盾后，气势汹汹的第四次大围剿又来了。

周恩来极其聪明的感受到老毛天赋绝伦的军事才能，事实上，周公做为一个伟大的开国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全当之无愧。但实事求是的说，在战略理论框架完全搭建好的情况下，他能执行到尽善尽美，但并不具备搭建框架的能力。所以他在军事上开始虚心采纳老毛的建议甚至实际上放手让老毛的指挥，虽然彼时他的地位高于毛。

王稼祥是开始认可他了，虽然还没有到原则上的高度，在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开始尖锐指出“不能因为个人私心一己之见否定指责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这句话其实在反思批判一开始来苏区时政治局的抱团批评老毛的现象。

于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周恩来，王稼祥，朱德，毛泽东成为前敌军事委员，老毛成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但是，没有经过残酷的教训总是难以让人清醒。上面还有一批人，苏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以及项英，顾作霖，洛甫，邓发，凯丰等等一大批热血冲晕头脑的国际派，洛甫实际上已经倾向于老毛，但政治高压的状态下精研理论的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实事求是的说，上述这些人大部分纯洁而有原则，尤其是任弼时更是眼里只有党性而宁折不弯，之后成为建国前五大书记之一也说明了他的伟大。

但是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某些人过于死抠原则而罔顾事实造成无可挽救的惨痛一样，当时的中央局，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派，他们带来的惨烈简直就是犯罪！

读这些史料，惊心动魄且让人感到无比后怕，幸亏，万幸，还有他。今天坐享江山的，如果没从骨子里认识到他的伟大和不朽，同样可视为犯罪。

好，感慨发完了，我们继续回顾那一段历史。

第四次反围剿一开始，中央局关于军事路线的认定又开始不厌其烦的拿大城市说事。他一开始让打下漳州的部队千里回援，然后中央要求打南丰，之后继续搞大城市抚州，上饶，吉安等，前委四人组毛，周，朱，王以他为主带头反对，全然不顾自己已经成为中央那帮人的眼中钉。

争吵无比激烈，上报临时中央，博古发来措辞严厉的，顾作霖怒吼必须釆取组织措施（这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用词），洛甫微弱建议还是听一下他的意见再说，项英说必须尽快解决，任弼时也认为他一再对抗中央。。。

总之，他们对他已经忍无可忍。

紧接着，博古发电要求开会清算。

宁都会议在这种背景下召开。这一对红军命运影响深刻的历史时刻，后来我们再读起来能深深体会到他的苦涩。

从他率领秋收余部九百多人转进江西，在三湾整编后为一个团，团长陈浩（后叛变），之后上了井冈收编了王佐袁文才的地方武装，经过扩充，编成一个师，师长为张子清（后受伤牺牲）。

再后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部上山，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取继承北伐铁军四军之名号，同时虚张声势，让常凯申以为还有一二三军），军长总司令朱德，政治部陈毅，参谋长兼主力28团团长王尔琢，（其余几个团长分别是袁崇全，袁文才，伍中豪，胡少海，王尔琢牺牲后林彪接任团长）

之后，彭德怀黄公略先后率部会师，经过他的正确领导，红区虽经过曲折但进一步扩大，扩编为红一方面军，是为全国之首，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朱云卿（后牺牲于敌特暗杀），下辖四大军长，称为四骁将，彭德怀，林彪，伍中豪，黄公略（后两位分别于1930年1931年牺牲）。军威之盛，全国侧目。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又因为二十六路军起义归附，红七军远道来投，开始组建军团，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根据地地盘越广，人口愈多，生产政策，货币政策，等等都是一派欣欣向荣。

短短四年，这份家底殊为不易，他劳心劳力，耽精竭虑，天纵奇才的纵横捭阖，真要按功劳排座次，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把交椅。

但可惜他不是。

为了打击遏止他的“错误路线”，他的右倾逃跑主义，组织措施终于来了。

宁都会议前，他们准备了两个人选，政治上是任弼时，军事上是刘伯承。

宁都会议关于路线斗争的争吵空前激烈，再次过份的指责他大获全胜的漳州战役，批判他的军事指挥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建议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朱德痛心的说，这才当总政委两个月啊！

任弼时，顾作霖，项英，措辞严厉，要求撤去他前委一切职务，专心于后方的临时政府主席事务。这可是睛天霹雳，惯于协调的周恩来弱弱的坚持了一下还是让他留在军队协助点什么，被咆哮着否定。洛甫，王稼祥也目瞪口呆，没想到风暴来得如此激烈。

而刚从苏联回来的刘伯承的发言，对游击战略原则的否定和嘲笑的口吻，又彻底伤了他和广大指战员的心，彭德怀，林彪等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有个小个子即便仗义执言，但因为是扩大会议没有表权权也无济于事。

痛心呐！怎能让人不痛心？牺牲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的血还是没能让他们惊醒，那一时的痛彻心扉导致的万念俱灰，让他身有疾病为由痛苦的离开了决策层。算了，安心做些后方行政事务吧。

政治局表决撤换他职务职权的时候，多数人举手表决通过。

中央苏区的命运无可挽回的滑向深渊，即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周阳奉阴违，釆取了他一向的策略取得了胜利，但大厦将倾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逆了。

在那之前，其实恐怖已经向幽灵一样来临。

洛甫上井冈山的时候，他发起过一项极其温和的洗党政策。起因刚上山时，为了更好的巩固根据地发展党员，下面的人搭个台子滥发表格让人填报随意入党，结果混进了很多豪绅流氓和敌特，有鉴于此，他要求洗党。很温和，做出鉴别审查后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要求退出即可。

后来的AB团事件他的确得担一部分责任，因为李韶九是他派出去的，在那种艰苦卓绝复杂万分的环境中，敌特的渗透和破坏成为日常最大的威胁，总参谋长朱云卿在医院被暗杀这样极其严重事故就在那一时发生，于是他派出李韶九整肃，正象当年所说，不反敌特（AB团）很可能亡军，但是一反又难免殃及无辜。可是性格偏狭的李韶九瞬间扩大化，造成极大的损失，甚至逼出了个富田兵变。消息传来，他立即派人纠偏，并严令不许搞肉刑和逼供，慎杀少杀。一场风波终于趋向平稳。

但是项英的到来，事情开始恶化。借富田兵变之事肃反开始扩大化，兵变源头之红二十军连排以上指战员全部抓捕并建议全部枪毙，惨烈的拷打审讯在根据地瘟疫一样蔓延，多少红军指战员没倒在敌人枪口下，反而倒在自己人手上。他再次强烈反对肉刑和逼供，可是三次大围剿的紧迫又一时让他无暇顾及，他也不具备这个权力。

起义将领为主的红五军团也受波及，指挥官季振同等一批被捕，周恩来主审，建议枪毙，他再次强烈反对，暂时保住了季振同的命。

可是项英，邓发主导的肃反还是磨刀霍霍的指向了无数指战员。

今天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确证冤杀了多少红军将士，只知道白色恐怖居然先由自己人掀起，湘鄂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明的同学夏曦，更是变成了杀人狂魔，为节约子弹居然将高级指挥官段德昌用棍棒打死，血流成河，一度杀得只剩下三个半共产党员，人人自危。

但这还不是灭顶之灾，因为广大指战员秉承他的战略原则，顽强的粉碎了第四次围剿，空前的军事胜利让中央苏区看上去还是那么稳固。

摧毁得不够是吧？博古挽着袖子亲自上阵了。

从这时候起直到遵义会议，我可以斩钉截铁的称他们为犯罪。

他的半生心血被毁于一旦！

他一生中称之为最黑暗的两段时候来临。

他都称之为最黑暗，年轻的红军将士们经历了什么可以想象！

七、

博古终于来了。

他辗转从福建过来，在长汀停留时，受到了时任福建省委的罗明接待。

罗明详细的介绍了苏区的各项工作，怎么样进行土地革命边区形式一遍大好云云，远离瑞金的罗明并不清楚中央高层的关于路线的斗争，由衷的对毛主席的各项策略大加赞赏并坚决执行，并且还颇为自得的举例了游击战争的得失。

博古怒从心起，严厉的斥责了罗明。打土豪分土地为什么还要给地主分田？就不应该给他们分！

不分那不就饿死了吗？而且会逼向反面。

就不应该分，而且应该消灭之！为什么还打游击，流民习气！

罗明路线由此出炉！一切矛头还是指向了已经赋闲的他！

博古一到瑞金，立即召开会议，把政治局成员批了个遍，指责他们斗争不够彻底，这还不够，还登门拜访老毛顺带批评一番。大家不欢而散。

紧接着乌云密布，反罗明主义遍布苏区上空，项英邓发充当打手，尤其是邓发，大开杀戒！

罗明从省委书记撤职。

被定性为毛派的四大头子，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全部撤职批斗，甚至搞笑到降为乡书记。

大量从苏联从其他地方过来集聚中央苏区的，和老毛关系过密的，如瞿秋白，何叔衡，徐特立等，开始靠边站。

政治上的清算导致人人自危噤若寒蝉，飓风一样席卷而来！

连任弼时顾作霖都开始哑口无言。

但当时的苏区，军事是头等大事。

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大围剿来临，百万大军步步为营，飞机大炮坦克立体攻势铁桶一样围了过来。

博古，他请来了一尊神兽！

李德，闪亮登场。

李德，一个德国人，原本只是在苏联和王明关系比较好，微不足道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且没怎么打过仗的人，被派往中国执行一项情报工作，机缘巧合被博古碰上了，再加上王明的吹捧，被邀请为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并且王明设法搞到了共产国际执委的委任状。

即便是这样，那也只是一个军事顾问啊，只是顾问而已。顾问的意思谁都懂，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变成了太上皇，洋大爷，博古对他唯命是从，言听计从，每一句话几乎都变成圣旨。但凡有人反驳一句，博古就斥之为：你竞敢反对共产国际！李德也大吼：凭什么让我一个外国人负责。他亲手把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送上不归路，因此丧失生命的战士和边区百姓以几十万计！

基于这种极端不健康的风气，眼睛里掺不得沙子的任弼时提出异议，马上被派往和萧克王震西征，发配去了贺龙部。

顾作霖终于醒悟，可惜他认识到老毛的正确已经太晚，被调离降职到某部任政治部主任，忧愤劳累成疾而终。

刘伯承，据理力争仗不能这么打，被从中革军委总参谋长降职到红五军团参谋长。

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噤声。

军事总指挥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实际上变成了李德的一言堂，一个不了解中国实情只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就读过的外国人。

推崇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地图上标注机枪要放在哪里的人，甚至规定冲锋时要先排整齐队列走正步的人。

老毛说，这是乞丐和龙王比宝！

博古大怒，你竞然把纯洁的布尔什维克用腐朽的封建分子来做比！

在李德眼里，鲜活的红军战士的生命只是冰冷的数字，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必须正面面对数十倍于红军拥有飞机大炮弹药无数的敌人。百万大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对小米加步枪的不到十万的红军，甚至红军修建的堡垒里面只能安排到三支步枪，来承受飞机大炮坦克的无休止轰炸！

这真的是一个家贫如洗的人和富豪在赌桌上拼消耗。胜败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战局呈一边倒之势。

仗没打赢，李德说是红军的游击习气太重，不懂得打正规战。

黎川，城内部队被调空，后来的十大将之一的萧劲光只剩下27个人在城中，李德竟下令必须死守，寸步不让。疯子才守，萧劲光大怒撤退，旋即受到审判。李德下令枪毙，幸亏担任审判长的周恩来周旋，关押到直至长征后才释放。

苏区北大门广昌战役打响，遵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命令，以阵地对阵地硬顶，那种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不见踪影，此役死伤惨重后最终失守，苏区北边门户洞开！

彭德怀急怒攻心，李德还威胁要撤职查办，周恩来朱德力保，李德斥之为指挥官太无能。

紧接着，东大门建宁失守，再次死伤惨重。

百万大军越围越拢，泰山压顶一样碾了过来。

一个紧接一个战略要地失守，瑞金人心惶惶，至此，谁都明白，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无数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冤死在猪一样的指挥者手上。战略转移已经迫在眉睫。

李德面对问责大吼：失利难道要我一个外国人负责！

博古再次压制：你们必须遵循共产国际的决定！

失败无可挽回，战略先机已经完全丧失。去哪里变成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他再次斗胆直谏：转向比较空虚的湖南中部，在调动起国民党围剿大军后杀回江西苏区。

引来一片嘲笑和不屑，李德拍板去湘西会和红二的贺龙重建根据地。

他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历史无数次证明唯有他是真正的具有先见之明，即便当时信奉他的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巨多的开国元勋都无法预见这一点。

但是谁都知道，战略转移即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军事行动，对苏区根据地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很多村庄被烧光杀绝，大部分是虐杀，广昌直到建国后九十年代人口都没恢复到苏区的规模。

滚滚血流成河！谁来为此担责？

行文至此，正好看到电视连续剧《长征》第四集，长征开始那一下，根据地百姓扶持相送，老毛对一村女说，我现在想听你唱一遍十送红军，于是，凄婉的唢呐声响起，催人泪下的十送红军歌声飘扬，一送哪个红军，介支呀过了山。。。。。

决定长征后，博古又起猫腻，决定留下老毛不带他长征，项英也深知他巨大的能量，建议留下他，如果带着他走，就一定要防备他重新夺权。

笑话，至始至终到建国后，无论对内对外，有谁能举出一个例子他搞过什么阴谋？他从来是堂堂正正一切摆在桌面上摊开给你看的阳谋！

周恩来据理力争，称他毕竟还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哪有不跟着走的道理。

博古没办法，为了防止他的影响力，但凡和他关系好的中央委员分散到各纵队行军，并且差点不允许带上贺子珍。

他公开反对，阳谋来了：我就是要和王稼祥，洛甫三人组队在一起。这个伏笔无比漂亮。

但灾难远没结束。

李德排出一个沉重的挑担子的队列开始长征，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臃肿到无以复加的走在中间，挑着坛坛罐罐，甚至几千公斤的印钞机都抬着走，缓慢迟滞的走，说句不好听的，这是逃命啊。而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红一军团在左翼，红三军团在右翼，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也一左一右的跟在尾巴上，将中央军队围得严严实实，一左一右的夹着他们走。他称之为四个军团担着重担行军。

无比悲壮的长征之路开启。出征时共计八万六千，留守的部队加上北上的红十军不到两万人，那两万几乎损失殆尽，方志敏、寻淮州、何叔衡、瞿秋白、毛泽覃等全部牺牲。

主力军团缓慢的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一头撞向了地方军阀最能打战斗力最强悍的湘桂两军，薛岳奉命率十万嫡系尾追而来，常凯申洞悉了中央红军欲和贺龙部汇合的意图，预设的战场就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东岸。

即便知道前面是天罗地网，可是固执的李德仍旧坚持西渡湘江寻找贺龙军团的意图。

唯有他再次建言，顺潇水北上，抵湖南中部，然后迂回杀回江西。

再次被否。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

至此当地百姓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八、

一个人，眼见外部的困难像大山一样，巍然不可撼动，大多数会选择绕行，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甚至祸及家人，更多的会选择屈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敢于揭竿而起舍身取义，他就值得我们所有的尊重。任弼时，博古，洛甫，王稼祥等莫不如是。

但是有时候道路会曲折离奇得不可思议，因内部带来的困难，极端不可预测且无法你死我活的简单选择，那么你的勇气，意志，智慧，就需要具备超过这世上99.99%以上的人，甚至你要做的事前无来者可鉴，旁边的经验也证明行不通，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了唯一。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我们只看到豪爽，却无法体会到背后的悲壮。

前几年，在广西灌阳，在一个连通有地下暗河的深井内，发掘出上百具遗骸，经过测定，和部分残留衣服上的红五星领章等，可以推定就是湘江战役中被俘获后杀害的红军战士。现场发掘围观者无不动容，当地政府也将先烈遗骸安葬立碑。

据闻开国中将韩伟将军的女儿也闻讯前往，因为那极有可能是韩伟曾任团长的红34师的战士，师长就是陈树湘。韩将军要求女儿要经常祭奠34师，因为和陈树湘情同手足，要求女儿提及陈树湘必须以大爸爸称之。

湘江由南向北穿过湖南，上游分为潇水和湘水，在湖南西南部和广西交界的地方，血战湘江的战场就在东岸展开

此役红军的目的就是强渡湘江到达西岸再北上会和贺龙部。

战斗的过程太多作品有描述，我就不再多说。但惨烈的程度天地为动容。

经此一役，出发时八万六千名的将士锐减到三万余，五万多指战员战死疆场，湘水为之阻塞，三年不敢饮江水十年不敢食湘江鱼。

其中挑着大件小件的中央纵队行动迟缓，严重拉长了渡江时间，导致后续部队阻塞陷入险境，红三军团某部又折返渡江营救肖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那还是一群娃娃。

一直担任最艰苦卓绝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34师，因为要保障中央纵队安全过江，被湘军桂军隔绝，已经无法靠近江边，悍勇无畏的陈树湘师长号召杀进重围，牵制敌军，再伺机突围回江西打游击。当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在知道无法再联络上34师时，明白后果是什么的他痛彻心扉。

湘江一役，计有14名团以上指挥员牺牲，最年长者仅35岁，大多数二十几岁，记有：

陈树湘，程翠林，王光道，胡震，杜中美，易荡平，黄冕昌，沈述清，彭文光，侯中辉，彭竹峰，苏达清，蔡中，刘元。这些若活到建国，大概率是开国将军的人选。

更有无数无名的战士永远长眠在那里。

其中尤为壮烈的就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时年29岁，师政委程翠林，团长苏达清，韩伟，全师6000余名战士大部分来自闽西客家人，最后称得上是全军覆没。在重重包围中弹尽粮绝，程翠林，苏达清先后战死，韩伟率部拼至最后几个人，拒绝被俘，选择跳崖，奇迹般幸存。

师长陈树湘率部左冲右突，所有人都知道最后的结局即将来临，但仍坚持着绝不放弃。不久陈树湘腹部中弹，无法行走，严令余部扔下自己，向薄弱处杀去，他倚靠着树干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后被敌军部队发现，大喜过望，认为抓获了高级将领，用担架抬起陈树湘要去领功。最悲壮的一刻呈现：陈树湘突然从自己腹部受伤处撕裂伤口扯出肠子，大喝一声扯断肠子，壮烈牺牲！

34师余部四百多人向南突进，也全部再无消息，直到几十年后从灌阳的一口废弃的古井中发现上百具遗骸。。。

陈树湘牺牲后被敌人砍下头颅，传首长沙，以一种决然的方式魂归故里。至今唯有画像而无相片

陈树湘牺牲后刘伯承电告中央，这消息传到老毛耳中，这可是跟随多年的老井冈，又是同乡啊，他不禁泪流满面。

而过江后，眼看着突然减少一大半的队伍，得知五万多将士战死，中央很多领导都痛哭失声。

罪过啊罪过！

此时的李德，居然指责一个战至重伤的团长作战不力（几乎是全团牺牲）建议枪毙。

瞬间引起公愤。

而且还强硬要求缺衣少粮弹药缺乏的红军执行北上策略。情报已经明显昭示常凯申在北上途中布下了重重陷阱，他有理由相信，湘江歼灭五万后，剩下的三万可以在湘西聚而歼之。

生死存亡之际，老毛等人强烈要求西进贵州，放弃北上，这是一次大胆的逼宫行为，否则中央红军将全军覆没！

血的教训太惨痛了，很多人也认可他的建议，我相信在这生死存亡一瞬间，李德博古敢再固执己见，他真的要的兵谏了。

通道转进，变成一次伟大的转折点。

之后到达黎平，经过了难得的三天修整，开了个小会，决定迂回至遵议，召开扩大会议。在政治军事上一揽子解决决策问题。

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红军战士，根据地的百姓，鲜血不能白流！

九、

湘江一役的惨烈，不仅仅是损失了五万多的指战员。

从结果来说，从军事目的来看，这仍旧是一个胜利，但代价未免太大，没有一点点胜利的喜悦。无数人痛哭之后，更沉重的心理包袱随之而来:三万多疲惫之师再遇到一次大的围堵，结果显而易见;全军覆没。

而渡过湘江之后北上湘西，常凯申的封锁线已经严阵以待。

一生从不玩阴谋的他，戏称遵议会议前，他和王稼祥，洛甫三人是：担架上的阴谋。如果了解那段历史，我们只能说，重大的挫折，血淋淋的教训，让他开始逐步转变自己的个性。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和实事求是是他毕生的阳谋。

但个性上，我们永远要说，人无完人。

我们知道，纵然他确实是人群中最活跃最有感染力的人，但从年轻时起他也是性烈如火，锋芒毕露。为此即便身为共党创始人之一参加了一大，但后面几次因为直陈陈独秀的政策错误，就已经被赶出来核心领导层了。

但他的光芒是无法掩盖的，国共两党都为之侧目，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都高度赞扬他的农民运动理论。

秋收之后，在井冈山上，他自己也说自己是得理不饶人。比方说一气之下，当着人家陈毅的面就说，要坚决打击抹稀泥的陈毅主义。这样的争吵，批评，言辞激烈，有话就说有炮就放，导致在红军七大上他落选前委书记。事实上他每一次的受排挤都导致红军和根据地蒙受重创。

你说气不气人，那个在会议上在头脑风暴上说话尖锐，得理不饶人的家伙，事后的结果证明，偏偏就他一个人是对的。

你不服不行。

古田会议之后，他知道年轻的苏维埃脆弱得无法承受太大的折腾，他开始收敛自己过于咄咄逼人的性格，釆取以耐心说服柔性对抗为主。

可是真理和原则是无法让步的，所以宁都会议于他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于红军来说，是天大的灾难。

湘江一役过后，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要换个活法，但怎样活，仍是个问题。

至少要先纠偏。通道转兵是第一步，放弃北上湘西，西进贵州，暂时甩开了追兵避开了围堵。

到了黎平后，身心俱疲脚步沉重的红军难得的休整了三天。无日不打仗无日不行军，身心俱已到极致。

领导层开了个小会，讨论了一下未来一段行进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行进路线，他力主蜿蜒北上去黔北，以期进入四川和红四会和，放弃和红二会军。因此要先去遵义。

一致通过。

愤怒而悲伤的领导层面，力主要清算，清算路线问题。

他敏锐的制止了。是啊，最有资格搞清算的他建议只解决军事上的问题，毕竟现在还是生死倏关的时候。

一切等到了遵义再说。

嗅觉灵敏的部分红军指战员隐隐觉得要换天了。在通道转兵的时候就有人惊喜的问到：是不是毛主席出山了。

公道自在人心。

代价实在太大！

强渡乌江占据遵义之后，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难得的在古城停留了十四天，休整，釆买，疗伤，补充，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的召开。

我相信，但凡读到现在，你就一定会理解，为什么在党史军史上，遵义会议的评价会如此之高，地位是如此重要。

会议过程很激烈，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他依然是不会让步的，但方式上却开始灵活。回避政治上的定性和路线方针的讨论，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

过程我们不再多说，让三军将士尽开颜的是，他，终于复出了！

职务上，级别上，他还不是最高领导，但已经足够了，因为军事上，李德博古靠边站，周恩来为军事最高负责人，但实际行动负责人是他！而越来越认可他的洛甫，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所以，遵义会议最伟大的意义是，党以及军队，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上，开始奠定了他的核心领导地位。

注意，是奠定。凡事没有一蹴而就的。

红军的精气神上来了，仗就好打了。

令人尴尬的是，他复出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就遭受了失利。。。

当时既定的方针是，由遵义西北方直指土城，渡过长江，进军四川泸州，一直沿川西平原的边缘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大致是一条理想的直线。

事实上，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除了战略原则的问题外，就是死硬坚持错误的打法和方向。直到通道转兵开始纠偏。

而心气高涨的红军面对土城之役的失利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在军事情报上就已经失误了，说是川军只来一个旅，想打个伏击打牙祭，结果来了两个旅，后面还准备了三个旅随时跟进，战略上集中优势兵力的方针，客观上条件已经不存在。以为川军较弱，结果来了个最能打的郭勋祺。

客观条件变了，敌情变了，你就得马上应变，不要固守原来的方案。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他马上做出应变，战略方针随之调整。

土城战役的失利逼出了一个魔幻般的四重奏。他毕生为之得意的四渡赤水炫耀登场！

一般意义我们都知道，他大部分时候都是站在战略上的高度，但四渡赤水是他少数的战术上直接指挥且完美的切合了战略意图。

从此行进在正确的路线上。

但依旧还是有两个小小的顿挫刁难了一下他。

这两个都是他的心腹爱将林彪带来的。

一次是二渡赤水重新占领遵义后，林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正确应该打。我说几乎所有人，是因为周恩来看到，他又㕛叒反对，所以周相选择了暂不表态。

他再次愤怒，刚刚好转，你们又想崽卖爷田。他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要是坚持要打我就辞职不干了！

讨论会不欢而散。

强烈的责任心让他反思了自己的性格，纵然你是正确的，可是如果不能用合理的方式说服大家，那么惨痛的教训还将继续。因此他深夜挑着灯笼去找了周相，说服了军事上最高负责人不同意林彪的建议。

此次之后最终按他正确的战略方针进行。

可是四渡赤水这样神一样的打法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在执行中，甚至彭德怀，林彪这样的高级指挥官都被严格保密。

牢骚当然免不了。

还是个”娃娃”的林彪也是快人快语，甚至冒犯了组织原则，写信给中央，建议军事指挥上由彭德怀总负责，朱总司令和老毛都只抓其他的就行，理由是这样走弓背不走弓弦太累太苦了。

沉默寡言，天赋极高的人往往一说话就很冲。林总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还在井冈山红军七大前，林彪就写信给老毛，猛烈抨击朱老总的军事指挥问题。老毛选择了在会议上将信公开，林彪也就干脆在会议上直接措辞激烈的批评自己的领头上司朱德。

这一次，他再次将林彪的来信在会理会议上公开。

联系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彭老总的信，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反对组织上的事私下提意见，如果事关公事，就公开讨论批评，不要搞阴谋。

是为他一生的写照，一切都放到阳光底下，是光明正大的阳谋。

会理会议是一次红军指战员层面的心理纠偏，空前加强了他的威信，事实上在这之前再次成立军事三人团，他也成为军事上实际领导者。

在遵义会议后的一系列战斗中，牺牲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就级别的指挥员，红三军团的参谋长邓萍，这人从平江暴动起就一直和彭老总搭档，感情极深，他牺牲后，为了加强红三军团的干部组织管理，叶剑英兼任红三的参谋长，刘少奇暂代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彼时聂荣臻和林彪搭档在红一军团，被打压到红五军团的刘伯承在遵义会议后又官复原职任红军总参。一系列人事调整，合适的人在正确的位置上，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等，工作上发挥自己所长。因此，会理会议即便是因为不和谐音符而召开，实际上是在确定组织上的核心原则后，再次加强了正确的人领导正确的事。

按现在流行的话说，把事情做对很难，而做对的事情就更难！经过无数次事后证明，偏偏只有那一个人说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反对者，凭什么你认为你就是对的，我的就不对？要经历多少次验证，才能信服，确实，你是对的。所以，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之为伟人。

会理会议之后，大权掌握在正确的人的手里，一切的指挥就顺理成章且顺风顺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老天嫌带给他的磨难还不够，于是，来了一个大魔王。

他称之为一生中两大最黑暗的时刻，第二个最黑暗时刻—草地分兵事件来了。

毁灭性的灾难还是来源于内部！

十、

经过千难万险，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他率领的中央红军，终于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出现在红四方面军前来接应的何畏、李先念面前的，是一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状似叫花子一样的队伍，人人都面带菜色。

从湘江一役减员到三万多后，在遵义补充了一些兵员，之后就一路行军作战，战斗性减员，非战斗减员，到达懋功时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再加上干部团和中央军委纵队，拢共已经只有两万多人，纯战斗人员估计也就一万多。

而红四方面军军装齐整，斗志昂扬，武器弹药充足，足足有八万多人马。

天与地的差别！

会师当然是振奋的，场面热烈，锣鼓喧天，红四方面准备了热饮热食好酒好肉，红一方面军终于能放开肚子吃，安心的睡，并且在物质方面得到极大的补充。到家了啊，让人喜极泪下。

吃饱喝足休息好之后，张国焘来了。

有必要好好说下国焘同志了。

张国焘，出生于富绅之家，就读于北大时跟定了李大钊陈独秀，中共创始人，和毛泽东一样，他是做为北京方面的代表参加了一大。

早期的中共，可以大致分为共产国际派和本土派。从一大到六大，掌权的毫无例外的都是国际派。

国际派盛产唯洋唯圣唯书的书呆子，但绝大多数都还是具备纯粹的理想，坚定的信仰以及舍身取义的绝然精神，博古，瞿秋白，洛甫，李立三，顾作霖，王稼祥，凯丰，任弼时，周恩来等，莫不如此，纵然他们曾经错误的批评过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但是在残酷的现实中，他们又能先后扭转自己的观念，坚定不移的支持自己所认可的真理。其中的佼佼者莫过于王稼祥，任弼时，周恩来。

我们再回看著名的宁都会议。（在第六节中，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略提了下宁都会议）

因为对红军行动战略的分歧，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阵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在这次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点，使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十分震惊。

王稼祥本是六届四中全会派来的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原本是中央用来贯彻中央精神压制毛泽东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是王稼祥呢？因为留苏的被共产国际信任的“二十八个半”干部里王稼祥相对有一些军事能力，于是派中央苏区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通过在苏区的接触，王稼祥了解了毛泽东的学识才干，深感毛泽东在军事上比那些大城市来的和在大城市呆着的人，更有一套，要高明得多。因而在会上作了“反叛”性的公正发言：“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王稼祥不卑不亢，侃侃而谈：“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基于这种想法，不同意让毛泽东回到后方去，断然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然而，后方中央局的4个人，特别是任弼时气势很盛，咄咄逼人！周恩来、王稼祥处于少数，终未改变局面。

参加宁都会议的苏区中央局领导共8人，前方4人和后方4人正好针锋相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就有了特殊形势下的“独决权”。

周恩来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

在周恩来之前，项英已经对毛泽东非常的不满，迫于无法替代毛泽东的军事能力而只能隐忍。周恩来到来后，以娴熟的和稀泥的才能发挥着毛泽东的军事能力。 问题是，任弼时进入了中央苏区。

在中共党内，任弼时的党性最强，执行纪律和命令最坚决。

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立即开始着手解决红一、四军的分裂问题。

任弼时与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进行彻夜长谈，讲述了红二、六军团的艰难行程，也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好的地方，接着，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们送来的小册子，公开宣传同党中央的分歧，说中央红军“不辞而别”，这样的内容有损于团结，有损于中央的威信，为什么还散发？

随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十分惊讶。

傅钟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在芦花会议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竟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不追随中央北上，这太奇怪了！

你的岗位和责任，在哪里？

傅钟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任弼时就让傅钟将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任弼时听罢，严肃地问：“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你是候补中央委员，你见到中央就北上做出的正式决议了吗？

傅钟回答：“有。”

任弼时继续问：“有，为什么不执行？”

这一问，一针见血，关于制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有两个会议，傅钟也列席了，但却没有执行和维护它。

中共是一个高度强调纪律的政党，在革命的征程上有巨多的错误和失误，即使山穷水尽也可以自我纠偏而柳暗花明波澜壮阔，其关键就是铁打的纪律。

相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旦遇挫往往就一泻千里，其关键就在于没有铁的纪律。

而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更是对组织纪律遵从到无以复加。任弼时如是，毛泽东更是如此。

任弼时，强调的是“纪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对抗的，除非叛党——张国焘最后的确叛党。

任弼时进入中央苏区后，他的第一要务放在了中央政策的贯彻方面而没有实事求是的思考中央政策的对错。

在这一点上，项英其实比任弼时还要现实一点：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谁指挥打仗呢？项英从内心承认自己能力抵不过毛泽东。

可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不管如何打仗，只管党的纪律。

在任弼时的步步进逼下，不但毛泽东无法正面对抗，即使拥有紧急决定权的周恩来也非常为难：两个思想对阵人数相当，周恩来可以书记的权力临机决断，但，任弼时有权提议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能够拖延多长时间呢？

宁都会议对中央苏区的未来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但极便这样我们还是对以任弼时，博古，洛甫，王稼祥为代表的国际派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没有私心，后来他们也在合适的岗位上竭尽所能的发挥着自己的专长，任弼时更是建国时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之一，最年轻的书记。可惜刚一建国就劳累成疾溘然长逝。

可是，国际派里还有两个异类。一个就是特别年轻的王明，一个就是张国焘。王明我们且按下不表，因为中共六大是在苏联召开，参加六大的张国焘被选为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于是在那呆了两年，所以，估且将张国焘也算作国际派吧。

本质上，张国焘是个权力欲望强烈手段极其高明的人，甚至在早期，除政务天才周恩来之外，实干能力最出色的就是张国焘和毛泽东，但眼界胸怀理论和战略大局观，张比毛差了不止一条街。是术和道的差别。

黄埔三杰，全部是中共这边的人，贺衷寒原本是共青团，因张国焘过于飞扬跋扈，愤而脱离转身投入了常凯申那边。

蒋先云由于受到张的严厉批评甚至扬言要开除党籍（因为怀疑是常凯申的得意门生），心灰意冷，骑白马冲锋战死沙场。

陈赓大将也曾在红四短暂任职过师长，幸亏负伤离开，否则以他大大咧咧嫉恶如仇的性格，估计也会被清算，参考许继慎，曾中生等。

后来南昌起义，张国焘跑过去制止起义，恼得参加起义的谭平山建议干脆毙掉他。对了，他还严厉喝斥率一个军参加起义的贺龙，彼时贺龙还没入党。得亏贺老总信仰坚定胸怀开阔，没有掉转枪头来一下。可以说，没有贺老总，南昌起义的声势要小一大半。

总之，张国焘的能力和手段是服务于自己的权力欲的，从他开始空降红四方面军就展现得淋漓尽致。

红四是由邝继勋，许继慎创立的，由黄麻暴动后迅速发展壮大，之后迎来了空降领导张国焘。

张国焘是一个要求绝对威权和服从的人，一个白雀园肃反，知识分子战将几乎被消灭殆尽，许继慎，曾中生等，连许继慎怀孕的妻子都不放过。所以后来红四方面军盛产大老粗式脾气暴躁的猛将，何畏，余天云，许世友等，当然，还有一个军事天赋特别出色但性格隐忍的徐向前。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徐向前，余天云在职时，他们的妻子也都被肃清。

十一、

当时几个根据地当中，实力最为雄厚规模最大的就是中央苏区，其次就是红四的鄂豫皖了。

红四起源于黄麻暴动，但红四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差强人意，没有像毛泽东那样重视基层及地方组织的建设，得亏有一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尤其是后来接过指挥棒的徐向前。张国焘空降鄂豫皖后，手段和能力深深折服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陈昌浩，而张本人也算是半个国际派了，受过王明的影响，对巩固组织加强权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从一大起就一直稳定在中央领导层，他的起点可以说一直就比毛泽东要高。

但在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战略方面一对比，就看出两人能力的高低。张是靠恐怖高压获得了在根据地无上的权压，再加上空降时本身就代表中央，很自然的就是苏区一把手，大权独揽。而毛泽东是亲自参与起义后带着残损的部队，从一隅地盘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设起根据地，一开始甚至是从属于湖南省委领导，随便来个大员来个特派员就可以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殊为不易。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上头顶着各路婆婆外面顶着各种巨压将赣南闽西发展成最具影响力的苏区，军队十几万，农军赤卫队二十多万，辖人口几百万，基层各级组织建全，生产贸易搞得热火朝天，难怪上海中央都整体搬了过来。客观上也给予了江西苏区政治高度。

军事战略上的才能从资料上来看，没见识到张国焘有多高水平，但政治手腕极其厉害，能让人想起常凯申曹操这样的枭雄。

在第四次大围剿时，张国焘釆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没等围上来，直接从鄂豫皖整体西进，跑到了川陕，一路上徐向前指挥出色，杀出一片天地，至今在天下闻名的剑门关那座山上，还有红四方面军的纪念碑，那就是徐帅打漂亮伏击的地方。

张国焘的西进策略，从结果来看，是一步妙棋，红四也进一步的扩张，但貌似他没有更长远的规划，红四扩红到八万之众，是连脚夫挑夫甚至地方县委赤卫队全整编进来，在加上川陕边这块好地方，红四也迅速发展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一个响当当的根据地。

当红一历尽劫难和红四会军后，红一，红三军团总共才八千多人，红五，红九各三千余，中央纵队这种非作战单位也就几千人，相较于红四的兵强马壮，实在是寒碜得很。

人的品格这时候就高下立判。

张国焘一见面就拉着周恩来问，你们还有多少人呀？神色甚是居高临下。后来他曾在自己内部不屑一顾：我还以为中央红万十几万人马怎么着到现在还很多吧，这会看怕是两万都不到。

彼可取而代之，凭实力说话的权力欲迅速膨胀起来。

首先，张国焘说红四方面这么多人，但就仅仅才他一个政治局委员，这不合理。考虑到这不算太过份，虽然是明目张胆的向中央要权，但还是答应了。

紧接着他又私下拜访红一方面军的几个重要军事将领，送钱送粮，各种暗示。林彪历来话少，态度不明朗；聂荣臻觉悟甚高表达了担忧；彭德怀断然拒绝，甚至在必要时加派一个团保护中央的安全。朱德、刘伯承随红五红九军团汇编到红四为主的左路军，日子也很不好过。

甚至曾在红四当过师长的陈赓，因为不受拉拢，张国焘指示要把他抓起来。机智过人的陈赓立即跑回了中央。

然后张国焘怕中央查一些往事，在会师没几天秘密处决了创始人之一的曾中生。

态度上已经是越来越嚣张，各种要权各种恐吓各种拍桌子，甚至发生了军长何畏在开会时掏枪指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人和人就怕对比。这个时候的搏古，李德，凯丰以及洛甫、王稼祥等，一定会想起他们刚到瑞金时，兵强马壮声势如日中天的毛泽东是如何尊重中央。即便受尽委屈受到各种不公正的指责批评，毛泽东也只是据理力争，但言语上从未居高临下；他下面的指战员更是从来对中央命令彻底执行，哪怕是有太多委屈和不理解。

长征这一路上，更是见证了毛泽东军事才华，雄浑的气魄，滔天的格局。

可是谁知道象是报应一样会碰到一个大魔王呢？

连博古都受到了张国焘言语的羞辱，周恩来都被迫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位置。

还不够，张国焘的意思是必须政治清算，质疑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意思就是领导层必须打乱重来。

我们前面说过，为了保证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央的团结，毛泽东高风亮节的建议在遵义会议不搞政治清算，只是检讨军事问题和改组军事领导层，事实上他自己一直并不是以最高职位在指挥军队。军事最高负责人一直是周恩来，但是增补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这就是他一直所说的，团结大多数人！他做到了，没搞一丝阴谋诡计。同时，因为国际派给中国革命有意无意的带来了巨大危害和损失，他还有一个目标，在长征时在遵义会议时他只略微提了一下，但因为时机还没成熟，还没到公开讨论定调的时候，但在会理会议之后已经派出陈云去往共产国际了。

这个目标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他们不能是中共的太上皇，那些代表们只是中共中央的分支机构！

其实经过惨痛的教训，博古们已经心里明白，中国人的事，还是要靠懂中国的人来做，不能靠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外国人来指手划脚。而这个最懂的，最具才干的，无疑就是毛泽东。

你说他们看到张国焘如此作派能不气愤吗？

还是老毛胸怀宽广，坚持将此矛盾局限在内部斗争，同时不厌其烦的试图说服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军。

唯一低估了的是，张国焘的野心。

北上和南下的战略，变成了不停的开会争吵电报争吵，所不同的是，毛提出的北进策略是完全从中国革命大局和组织的生死存亡点考虑，而张国焘的南下策略，更多的是方便自己权力的争夺。

偏偏南下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又具有蛊惑性，无论红一红四的兵源构成，都是以南方人为主，除了红五军团，他们本身就是来源于西北军起义过来的。

但再次显示了毛泽东超凡的鼓动能力，也是，想想毛选中他的文章，这世界上有谁能象他一样把至深至难的道理写得明白如话劳苦大众都能随便看懂的地步？

他甚至勃然大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张国焘拍了桌子，把张怼得张口结舌。

连陈昌浩，徐向前都觉得确实应该北上了，张国焘也只好暂时同意。

两大方面军汇编为左右两路军，约定分别北上先趟过一个大草原。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大队人马和中央纵队以及红一红三军团率先吭哧吭哧的过了草原，又是好一阵减员，好几百红军战士倒在了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大草原上。过了草原就等张国焘那一路。

然而又出妖蛾子了。张先是借口河水暴涨无法渡河，要再等等。汇编在他这一路的朱老总气得亲自连夜考测汛情，说完全可以渡河。张国焘有些挂不住，又开始说还是要建议南下，北上是没有出路滴。

幸好中央是已经跟随红一红三过了草地，彭德怀察觉到不对劲，加派了一个团做为警卫。于是，又是好几番电报往来试图说服张国焘赶紧北上。

双方语气也愈来愈严厉。

陈昌浩，徐向前也开始犹疑。

张国焘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发出那封密电。其中电文里是否有“武力解决”的字眼已经完全不重要，虽然这是一大疑案，结合后来他的所作所为，执着于几个字的字眼无任何意义，因为做为政治嗅觉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以及中央各领导人，一定从那封密电中看出了张国焘动手的危险，当其时，林彪的红一军团已经派出去做为前哨离中央有三天的路程，唯有彭德怀红三的三千多人守护着中央一大堆的老弱妇孺和一大堆伤号，面对的是陈昌浩徐向前骁勇善战的两三万人马，其危险是不言而喻。

当机立断，毛泽东连夜下令开拨，不辞而别，中央红军单独北上。

草地分兵被称毛称之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其意义不仅仅是指个人的危险。

因为张国焘的这一举动对中共的伤害极大，也事实分裂了红军。毛泽东终其一生认定是党指挥枪，他自己也忠实的无怨无悔的执行着维护着这个原则，而张国焘所举，却变成了枪可以绑架党，可以挟持组织，这种危害性其实在历朝历代都是显而易见的，最关键的是，这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而破坏了整个组织的原则和信仰，已经和土匪武装没有区别。

所以，别看长征会师后红四有多强大，但红四的军事指挥官大多数政治素质不高，在张国焘只手遮天的统治下，更习惯于强权和实力，这一点，连徐帅都未能避免。

比方说余天华，在张国焘组办红军大学后暗贬刘伯承为校长时，就敢公然在课堂上顶撞刘帅，且掏出枪拍在桌上，后来居然不服气，被绑起来后跳江自杀。

更不用说李特，黄超等人。

红四的悲剧就此埋下。

之后张国焘悍然成立第二中央，并宣布通缉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等人。连合法性都不懂，完全是流蔻草莽作风，高兴了有实力了，我就称帝。

撤换朱德的警卫，危胁老总的人身安全，势单力薄的红五红九军团也被裹协，大军裹住了两个红五红九，并且拼命往里面掺沙子。

其实可以看到，曾经左倾冒险得要命的一众国际派：博古、凯丰、洛甫等宁愿追随势力更弱的毛泽东北上都不愿支持实力雄厚的张国焘，道义在哪边，政治高度在哪边已经一目了然。

中央红军经过腊子口一役，再次强行军终于跳出川西，进入甘南，一帮南蛮子们面对的是西北的漠漠风沙。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熟悉了，偶然的机会，后来的万岁军军长彼时的侦察连长梁兴初搞到一些报纸给毛泽东，居然发现陕北有个刘志丹，真是柳暗花明。

而徐向前率领部队第二次过草原会和张国焘部，张成立第二中央后开始南下，要打到成都平原吃大米。

四川虽然军阀连年内斗，但这一次空前团结，让路给你过境可以，占我的地盘那是万万不行，那就是生死之战了。

本来就装备兵力占优，再加上齐心协力，红四方面军甫下高原刚进到平原的边缘，就迎来了恶战，川军老本都动用，搞起了立体战。

红四经此一役，由八万锐减到四万，惨烈程度仅次于湘江之役。

四万多红军将士因为张的分裂和权欲，白白牺牲。

接着张国焘又接到一个晴空霹雳，因为从共产国际来的张浩（林育容，林彪的堂兄）带来了消息，共产国际认可尊义会议的领导层调整和现在的中央。这样，在当时的法理上，张的第二中央完全非法。中共中央严厉的批评了张国焘所作所为，但还是不计前嫌的要求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和。

残酷的事实打醒了红四方面军很多指战员，再加上留驻的朱老总，刘伯承等坚决的斗争，张国焘里外不是人，取消了第二中央，带队撤回了山上。但他还是不甘心。

这个时候，贺龙，任弼时率红二红六军团来了。

这两人率部队绕了一大圈，走过了今天鼎鼎大名的旅游胜地丽江，香格里拉，翻越了最多的雪山，终于也到了川西高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贼心不死，又是到处拉拢干部，散发“揭露”中央的小册子，可惜这次他碰上了党性原则性大于天的任弼时和义薄云天的贺龙贺老总。

任弼时当即下令收缴下发的小册子，反过来做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工作。

在会师欢迎大会上，轮到张国焘致辞时，坐在身旁的贺老总说：老张啊，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要讲，否则小心老子打你黑枪！张国焘愣是给唬得一句不利团结的话都没说。

当年南昌起义时张国焘还不屑贺龙，而今不怒自威的贺老总狠狠的将了他一军。

红二红六受中央电令组建成红二方面军，再加上原本就属于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反对分裂的实力空前状大。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宣布北上。

其实这一次也由不得他了，红二方面军，红五，红九是肯定会在朱老总（彼时还一直是红军总司令，张是总政委）、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率领下北上，甚至还会有部分原红四方面军的队伍跟随。

可是悲剧还未结束。

在出了川西高原到达陕甘后，打了一仗，张国焘又坑了贺老总一把，约定好的双边对敌，张国焘突然不打招呼撤军，导致红二方面军损失一个团，这是贺老总第二次被配合作战的友军坑了（第一次是在湘西，肖克的红六军团不战自退，导致贺老总损失不小）。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被对革命有大功的徐海东军团接应到陕北后，也好好干了几仗，直罗镇打出了彭老总“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美誉，后来东渡黄河扩大了根据地的空间。

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到来，贫瘠的陕北如何容纳下这么多的部队就成了当务之急。

张国焘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怕到陕北后日子不好过，就力主西征，打通河西走廊，看能不能到西边对接上苏联。

其中诡秘的过程细节我不再累述，但即便后来张国焘晚年自己的回忆录都承认西路军的覆没是他的责任。

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加上红五军团，在西征时全军覆没。仅李先念率几百人杀出重围到达新疆。

张国焘以一己之私，导致六万多红军将士殒命疆场，其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可谓是无辜受累。多年前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江西苏区时，他和季振同率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于江西宁都起义弃暗投明，长征时是整个红军的后卫，损失极大（绝命后卫师红34师就隶属于红五军团）后来又坚持北上，不想最终倒在了西征途中，红五军团也全军覆没。

怎不让人痛心。

十二、

长征，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于江西于都出发，1935年10月红一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标志着长征正式结束，整整历时两年。

其中，中央红军进行了380余次的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经过14个省，渡过24条大河，翻越草地雪山，其过程艰辛曲折，无法想像。

这一波澜壮阔的战略转进其伟大意义空前绝后，从一开始狼狈悲壮的战略撤退导致溃败，直至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复出，长征的意义才真正彪炳史册，乃至八九十年代仍有国外友人慕名重走长征路。这一军事行动在世界上都是闻名遐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太多太多人无法想象当中毛主席是经历怎样一番炼狱才将长征变被动为主动，从而真正意义上挽救了党挽救了年轻的红军（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

正象我们所说，遵义会议是一个标志一样，其实把这次会议当作一个战役的话，应该说是发起于黎平会议，高光于遵义，结束于会理会议。之后的草地分兵又是一个惊涛骇浪，没有壮士断腕临机决断，后果可想而知。之后有些偶然事件，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他站在了战略高度而带来的必然。

同样，对于长征，我们也要把红六军团的小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以及余波红四西征笼括到长征这个大战略里来看。因为教条主义、左倾冒险、唯圣唯上以及个人的私欲野心，对尚在崛起中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唯如此审视方能进一步体会到他的彻骨之痛以及千辛万难。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苏区已经由纵横千里被第五次大围剿压迫到只有方圆三百里，于是，李德博古们说是为了探路，指示肖克王震的红六军团西征，任弼时随行。是为小长征。

红六军团出发时，加上红军学校等总共是9700人，一路上曲折作战，时南时北，中央的指令也是首尾两端，到达湘西会和贺龙部时只剩3300人，损失六千余人。

之后为了吸引调动国民党部分部队为中央红军转进减轻压力，红十军团又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向赣北皖南进军。

这是一支更具悲壮色彩的行军。

红十军团由当时寻淮州任军团长的红七军团六千余人和方志敏的红十军六千余人组成。

时任红七军团长的寻淮州21岁，比23岁时任红一军团长的林彪还年轻两岁。

但红十军团组建时就在组织架构上埋下了阴影。军政双全有丰富军事经验的方志敏任司令，无法直接指挥部队。黄埔老大哥一期生刘畴西任军团长，飞扬跋扈的乐少华为政委，而军事天才寻淮州降为师长，另一个师长是黄埔二期的胡天桃，还有一个师长是刘畴西兼任。后来的天才将星粟裕为军团参谋长。

为什么说在组织安排上就埋下了阴影了呢？

首先战略方向这就是一支，说起来很不好听，这就是一支探路送死的部队。而方志敏虽看起来是司令，但却无法直接指挥作战。刘畴西虽然在国共合作时期军功赫赫，但当军团长时心里包袱过重，后来一系列的指挥失误都和他有关。

最后决策权的是政委，是乐少华，他也是邓小平的连襟，为什么说他飞扬跋扈呢？

陈毅曾经说过，在那时，粟裕是升迁最慢受委屈最多的，就跟乐少华有关。

还是乐少华搭档寻淮州做红七军团政委的时候，乐少华就抱定着政委有最后决定权政委大于天的想法，而那时的参谋长就是粟裕。粟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技术能手但不怎么谙世事，平日里沉默寡言，也不怎么招乐少华待见，某次关于红七军团的阻击任务部署，粟向军团长寻淮州汇报，乐少华也在场，按说都在场都能听到，粟裕也就没分别再说，汇报完敬个礼就想走。

乐少华忍不住了，跳起来指着粟裕大骂:为什么不向政委请示！你眼里还有没有政委。。。总之骂得难听且让人难堪。而且居然以此为由不批准作战计划。过没多久李德那边打电话来询问阻击一事，乐少华这才知道原来是军委指令阻击一事，马上把没有准备好阻击的责任推到粟裕身上。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

再后来乐少华对粟裕一直是看不顺眼，甚至觉得应该抓起来枪毙，但粟裕也就默默做好自己的工作，从不多说什么。

对比同样天赋超绝沉默寡言的帅星林彪，在关键时刻还是敢大胆直言，把人呛个半死，粟裕就太闷了，闷到让人总觉得他太好欺负了。

直到后来怀玉山一战，乐少华身负重伤，粟裕不计前嫌将他抢救回来，估计他才心生愧意。但即便这样，堂堂十大将将首的粟裕连二等红星勋章都没拿到，且至死之前多番奔走写信呼吁希望拿掉扣在自己头上不公正的帽子，都未能如愿，不知道乐少华或者他的连襟做了什么，耐人寻味。

说回红十军团。

一路作战北上，突破重重险阻，到达皖南后，又折向赣北浙东，中央军委同样是不着边际的指示，而谭家桥一战因为指挥失误，寻淮州壮烈牺牲。到怀玉山后，粟裕建议马上突围，刘畴西犹豫了，导致全军覆没，仅粟裕带四百多人突出去开始了不亚于长征的艰苦游击战。

此战国民党方面的指挥官是同为黄埔生的王耀武。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悉数被俘。

对方志敏的劝降没有成功，壮烈牺牲。

常凯申感念刘畴西北伐时的功劳，亲自写信劝降刘畴西，遭断然拒绝，英勇就义。

当衣衫褴褛又冷又饿的胡天桃被押解到王耀武面前时，同为校友的王耀武顿生优越感，不屑的挥手令看押下去。此举令国民党当中很多黄埔出身的高官都看不下去：大家同学兄弟一场，你王耀武至少应该让人家吃一顿热饭！ 后胡天桃也毫不屈服慷慨赴难。

至此，寻淮州，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等以及一万多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若干年后的济南战役，粟裕喊出的口号就是：活捉王耀武！他要为红十军团罹难的战友们报仇。王耀武赖以成名的整编七十四师也被粟裕歼灭在孟良崮。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就折损了几千人，后来南下成都平原之战又损失过半，四万多人会和红二方面军北上后，又开始西征。而西征覆没的两万多将士是最残酷的。

红四方面军六万多将士受累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白白牺牲。

至红四方面军西征结束，整个中共领导的红军各部，共牺牲十余万，他们为共和国的未来为了民族的未来，鲜血流尽在前进的道路上。

就这些，还没有计算留守在根据地的军民，等待他们的是更残酷的杀戮。

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方面军级的是方志敏。

军团长级别的是刘畴西，董振堂，寻淮州（牺牲时是师长，之前是军团长），邓苹（红三军团，主力军团参谋长）

师长级别的是：陈树湘，胡天桃等。

我们知道，红军时期师长以上级别几乎就是未来大将元帅的侯选人之一。

营级以上的干部总共牺牲430余人，仅一个湘江战役就牺牲了团以上指挥官14人。

做为比较，后来的开国上将，杨成武，杨得志，陈士渠，彼时皆为团级干部。

比较惊喜的是红二方面军，从湘西出发时一万多，到长征会师后还是一万多，还略有增加。一是在途中他们有补充兵源，二是他们绕得更远，避开了很多拦截。今天若是有人曾坐车从丽江去香格里拉，再从香格里拉到维西梅里雪山脚下，看一下那高得吓死人的雪山峭壁，想想八十年前那几乎没有路的艰苦环境，就知道红二方面军真的也是九死一生，最后还裹着张国焘一起北上了。

贺帅也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到延安后慷慨将部队交给彭德怀带领，自己扎实的做起了后勤和兵运工作。

从1927年的武装起义，到1934至1936年的两年长征，壮怀激烈而血流成河，艰难险阻而不屈不挠，毛泽东开始慢慢走向全面领导人的位置，他凭的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折服了几乎所有的不同意见者。

我说的是几乎所有，是因为还有一个人，王明，终于亲自上阵了。

成就伟人的，就是各种巨大磨难。

所以在遵义会议后，在二渡赤水攻打下娄山关后，他目睹着残阳如血，写下诗句: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对他来说，征途也许才刚刚开始。

十三、

王明，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

他既没有张国焘那种雄心和手腕，又不具备博古，凯丰，顾作霖，洛甫，王稼祥那种为理想甘愿献身的铁血精神。

在读那段热血澎湃刀光剑影的历史时，我虽然曾经对博古为首的国际派前期所作所为恨得牙痒痒，并且斥之为犯罪。

但是，我不得不理智的认识到，他们是一群充满理想充满奉献精神的热血青年，哪怕曾经因为疯狂的理想化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做为共和国的先贤也可敬可泣。

顾作霖忧劳成疾，凯丰大度认错，洛甫主持公道，王稼祥更是出手相助，即便是博古，后来创办解放日报、操持新华社，在新闻宣传战线做得极为出色。

瞿秋白，李立三也都大度承认自己的过失，并且都认可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唯独王明，至始至终，都在添乱。

他的上位，就很不光彩。

他这一生唯一能说为共和国做了点贡献的就是，婚姻法是他鼓捣出来的。

据传王明理论功底深厚，所谓深厚的见证就是，马恩列的著作他倒背如流，你说出哪一条，他就能给你指出是在哪一册哪一页，这种看似才华横溢实则没什么用的本事偏偏深得米夫的赏识。凭借着唯圣唯书的作派和自诩的马克思理论家称号，且因为做过斯大林的翻译，在共产国际崭露头角。

但他把矛头指向了自己人。泡制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直指在苏联中山大学有一个地下反动组织，背后领导人是瞿秋白，导致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被开除流放，甚至莫名其妙的失踪，瞿秋白弟弟瞿景白就下落不明，其本人也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后王明回国，任红旗主编，思想极端亲俄且冥顽般教条。

他的老师米夫恰在此时被派驻中国，操纵六届四中全会，激烈批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也籍此进入政治局，由委员再晋为常委。而由此，米夫及他背后所代表的苏俄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

在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王明为代理书记。籍反立三主义之机提出比立三还左得要命的冒险主义。

在上海中央遭到严重破坏人身安全面临极大风险的时候，博古他们至少敢于坚持斗争且纷纷前往苏区，王明指定博古为临时负责人后，便屁股一拍去到了安全的苏联，成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开始遥控指挥。

国与国之间真的只有利益，我个人认为当时的苏联和中共说什么兄弟加同志是瞎扯，对斯大林来说，利益最大化才是苏共的追求，所以北伐时全面支持最有希望夺权的孙文常凯申，而抗日战争爆发时要求服从统一战线，所有的钱和物都提供给了常凯申，对中共只有精神鼓励，因为他清楚知道，要想利益最大化，就只能从当时的当政者那里榨取，。二战还没结束，就和美英商量好了如何瓜分。假如中共没成功建国的话，他扶持的盛世才一定会拿着新疆投奔他，东三省会一直驻军。（想想都一身冷汗，同样道理，西藏常凯申估计也保不住）

他另一方面积极控制好中共，这是希望中共对他言听计从，就好比现在的美国控制好台湾一样，就是一恶心当政者的工具，利益当然要从大头政府那榨取，不满意就拿工具来砸你。

所以他极需要王明这样的人，而王明也乐意当这样的工具。

但是，他们没料到中共会出毛泽东这样的天纵奇才且坚持独立自主的人。说实话，斯大林固然是一代伟人，但也的确是因为有巨大的国家实力，只论水平对比，还是逊色于毛。

从博古开始，到红军长征结束，数十万将士牺牲，根据地无数百姓血流成河，这些都是王明间接造成的，他是最大的罪人。

下面摘抄一段：

“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也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王明在离沪赴苏之前，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给中央苏区发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强加给中央苏区。

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批判了毛的三大“错误”：

一是把毛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是赶尽杀绝，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毛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街市战”。

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就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后来，为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决定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事情还不止于此。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对毛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电、开会，批评毛的主张，一是想借此打击毛，削弱他的影响，另外也是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盲目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

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常凯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套灵活的战术，自然不能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了批判。”

（上文摘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10月）

在王明坐在苏联有暧气有咖啡衣食无忧的大house之中遥控指挥的时候，中共及工农红军正在流血流汗生死博斗，毛泽东正几起几落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残存的队伍带向了正轨，开始短暂的休养生息蛰伏忍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彼时中国已结成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

王明一看，回国有安全保障了，就开始下山摘桃子了。

当然，之前他要求新疆那边枪毙了张国焘的小老铁李特。

他的回来也变成最后一根稻草，吓得张国焘叛逃。

同时也间接坑了新四军，导致项英丧命于皖南事变。

王明的破坏力依然巨大！

十四、

毛泽东苦恼的发现，共产国际这尊神，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还是挺有份量的。

王明回到国内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

他说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

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以往的政治路线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代表着“国际”，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

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解释，但还是明显地被孤立了。遵义会议以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格局再次受到挑战，这就是著名的党内政治风向再次逆转的“十二月会议”。

王明，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做为普通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很烦这种人，但头顶着共产国际光环的王明在当时的环境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红军接受改编，八路军和新四军成立，高级指挥官被常凯申授为中将，还都印制了名片，不少人喜笑颜开，逢人就散发名片：从此是政府一员了，不必东躲西藏打游击了，可以正大光明打仗了。

从斯大林到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到王明，提炼出一句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抗战，一切服从统一抗战。

斯大林的意思我们前面说过，管你什么兄弟加同志，我只考虑目前能带给我最大利益的当权者，所以我的物质，武器，飞机，志愿者都只提供给常凯申，哦,TG，我看好你们！ 他没错，因为他是为苏联的利益考虑，只不过目光短浅了些。

王明，苏联爸爸是这样说的，那就是真理，你们都得听都得服从。

他们选择性遗忘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后，常凯申卸磨杀驴，导致此后无数共产主义战士血流成河。

在民族大义前我们当然可以抛弃往日恩怨携手作战，但绝不能不提防。

唯有毛泽东看得真切，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抵抗侵略，而是阶级斗争。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人会不明白，我会在最后一节说明我的理解，因为我也怕我说不明白）

但是，又一次，他感觉到孤立，因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道理好懂，做起来难比登天。从彭德怀以下太多的指战员，认为，今时非同往日了，有国民政府撑腰，我们可以大打特打阵地战了，我们必须毫不顾忌的为反抗侵略而战了。

看看，迷惑性就在这。今时今日很多人都分不清。

以八路军新四军比国民党杂牌军还差的装备，去硬扛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这和当年红军时期左派们要求的硬碰硬有什么区别？不怕牺牲不代表要无畏牺牲！国民党党有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为国慷慨赴难，壮烈牺牲，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候也悍不畏死，我们尊重这些民族的先烈，但是，太多的牺牲是浪费的！要到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志愿军才完美的诠释了一句话：不怕牺牲，完成任务！重要的是，完成任务完成使命！

但是在王明极具迷惑性的鼓噪下，很多人又开始飘了。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是核心领导人，但实实在在的还没担任最高职务。王明回国后，知道以前左倾冒险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同时也让毛泽东积累了无比的威望，因此他聪明的选择了回避直接对抗，他一方面表面上尊毛为最高领导人，一方面前进到武汉成立长江局，和周恩来，邓发等，大造声势，一切服从于统一抗战，隐隐然他就是中央。

这段时期很多领导人的表现耐人寻味。已经经历过太多痛苦和挫折的毛，选择了短暂的沉默，他在观察他在思考，他绝不能容忍有人再次将中共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不会针对王明个人行径，而是必须一揽子解决问题，把崇洋崇俄崇圣崇书，言必称希腊的流毒彻底转变成独立自主的民族复兴斗争之路，虽万死而犹未悔。

他思考着观察着。再一次，内部带来的巨大困难眼看又要成灭顶之灾，所不同的是，此时他已经是拥有巨大威望的最高领导人，至少没有人敢动辄开个会否定他指责他罢免他，但是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几乎在思考形态上又让他变成绝对的少数派。

当其时，解放日报等媒体，动辄是洋洋洒洒的国际形式和理论宣扬及国民党统治区形式介绍，其行文诘屈聱牙，大部分边区百姓和指战员根本看不懂，而他那明白如话蕴含大真理的文章只是在三四版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一小块而已。

王明所带来的，已经变成一种现象。王明现象已经不只是单单指王明一个人。即便他阳奉阴违的在长江局对抗中央导致1938年就被撤职，但这种现象坏的影响一直要到1942年的整风才得以纠偏，直到1945年的七大才彻底清除。

这其中，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仗打得损失巨大，而皖南事变的悲剧也是当头一棒，也让无数人丢掉了幻想，永远不能相信常凯申代表的那个阶层。

项英，长征时期留守在苏区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早年对王明的追随和没有身体力行在长征中体会毛泽东思想正确性，使得他最终在党内的评价极其复杂。

共党军史上三次大的成建制的全军覆没，红十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西征，新四军的皖南，都惨烈悲壮无比，都是在错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沉痛代价，前两次都可以看得分明，而皖南事变却有些云里雾里，内在的原因错综复杂。

因为红十军团是在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下导致的，红四方面军是因为张国焘，而新四军，你就根本不好说是因为谁，虽然可以说外部是常凯申再次对共同战斗的伙伴们下手，但内部的呢？

思想上的追根溯源往往极其复杂而且难以令人接受，我们只能浅浅的说一下项英的责任，由此可以说王明带来了间接的影响。

当国共再次合作的消息传来，项英心里是五味杂陈的。当年他们不遗余力打击排挤的毛泽东，不料竞成为了他们所有人的领导者，关键是绝大部分人是心悦诚服的佩服，因为假如没有毛的正确领导，估计那长征的绝大多数都灰飞烟灭性命难保，从这一点来看，长征出发前项英对毛的判断和预言是无比正确的，毛泽东的崛起无人能阻挡，而且是正大光明的崛起。

但到底意难平。

后来王明的回国，声势浩大，项英就又开始了新的权力斗争的希望。但是善谋不善断的特点到底还是断送了他和一万余新四军指战员。

否定自我是极其痛苦的过程，博古，洛甫，凯丰，王稼祥等都经历过且断然重新认识，但其中最精明能干的项英反而做不到，他最早认识到毛泽东能量非凡，却一直没转变过来，没参加长征不能不说是他巨大的遗憾。

王明现象所带来恶劣影响往往被很多人忽视，甚至在后来别有用心的编造成毛费尽心机夺权的过程，例如高阳的红太阳一书。

需要有人来点燃这一场厘清思想的大论战。

这个带来巨大帮助的就是刘少奇。

有国际派背景的刘少奇回国后一直职务并不高，长征时代理过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长征后直至国共再次合作，被派往华中开展白区工作。丰富的大革命时代的工运斗争经验以及留学苏联的经验，让刘少奇理论和实践结合得非常出色，江西苏区的工作以及全程参与长征，让他又极认可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思想，工作能力出色，理论知识过人，因此他的一封长信变成了对王明现象的宣战书，不啻于晴空霹雳。

目睹江西苏区大好形势毁于一旦，目睹湘江战役无数红军战士血流成河，目睹长征过程的千辛万苦，目睹了张国焘分裂带来了巨大损失，目睹了国际派崽卖爷田的胡乱指挥和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教条，任谁都会痛彻心扉刻骨铭心。而现在居然眼看魔影重重妖气重来，太多人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刘少奇强烈建议反思根据地以来的错误思想，全面清算错误路线，并且大概意思说出中国人的事还是要靠自己这么个意思。

这着实让很多人胆战心惊。

本来在遵义会议前的讨论，毛泽东就建议不要定性路线上的东西，后来凭借其无如伦比的智慧也深刻让人认识到其思想的正确性，经过张国焘一事，就更加团结到他的周围。

假如王明不回来折腾，毛泽东相信能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智慧慢慢厘清大家思想上的认识不足之处。

可是斯大林的私心，王明的回归摘桃子的祸害，让这一切不得不雷厉风行的展开。

刘少奇的信就是导火索，马上被毛泽东公开。

一场舍我其谁的阳谋再次展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由衷的感慨，经过这么多年的起起伏伏和磨难，他已经具备挑战共产国际及拥趸者，教条呆板甚至不怀好意的领导作派的条件。他心里始终认定，中国的事中国人说了算！

后来刘少奇从华中回陕北，他率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去迎接，这是最隆重的规格，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奠定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王明于1938年即被免去长江局书记职务，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在七大还是提名王明任中央委员。

但王明所代表的路线以及思想还是有深厚的土壤。

“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前，党已经有了多次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革命遭受巨大曲折的主要原因在于党还处于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就全党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右的或“左”的错误。自遵义会议以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增加了70多万新党员。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延安整风运动今天有人刻意又在泼脏水，诚然，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总免不了在执行中出现过激行为，但由此否认方向的正确性不是蠢就是坏。

1938年10月，在六届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响亮且明确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1941年5月，在党内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他开始全面向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唯书唯洋的左倾公开宣战，要求党内整风，从1942年5月到1943年9月，清理错误的思想和方法。

1941年8月，在他的指授下，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局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我们耳熟能详，而这是伟人在青年时就刻意锻炼自己的一项，更不要说还在江西时做的寻乌调查等一系列报告以及反对本本主义。

深入调查做好了，你才有组织领导的基础和底气，1943年6月，他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著名口号。

结合1938年他写就的《矛盾论》中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再到《论联合政府》，以及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开始高屋建瓴的磅礴挥洒，有力的肃清了王明及各种错误思想。

从整风到1945年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七大，他终于成为党 政 军最高领导人。国之大幸。

再回过头来看王明。

为什么说他是小人呢？人犯错误不要紧，一开始多少人犯错误啊，如果他能象后来制订婚姻法那样尽心尽力也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他不。他被免职后，一开始就抵制整风运动，拒绝反省，称病不朝。

建国后，负责法制委员会，于婚姻法制订确实有功，之后继续回避问题。称有病去苏联疗养三年之久，工资待遇照旧，回来后，法制委员会撤销，但仍保留他中央委员的待遇，住所规格一直没变。1956年1月，以身体健康为由，携夫人小孩全家再次赴苏联养病，中央甚至为此派保健警卫保姆人员等一起前往照顾，后来又专门派两个中医前往诊病。即便如此，他夫妻二人的工资照发，且在八大还是选为中央委员。

由此到死，他再也没有回国。

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根据苏联的意愿，他化名为波波维奇，公开发文恶毒攻击中共及领导人，连篇累牍，直至1974年去世。

即便这样，中共对他仁至义尽，一直没再下发关于他的任何诀议和开除他的党籍。

严格意义上，他就是新中国的叛逃者！

十五、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二十多岁时他自负才华，豪情万丈，热情似火，他的眼界已经高于同时代的很多人。

1927年秋收起义，他34岁，三十而立的年龄他开始屡屡受挫。他倚重培养了一大批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卢德铭，朱云卿，王尔琢，伍中豪，宛希先，何挺颖，张子清，曾士峨等，这些人都先后壮烈牺牲，但也有一批毛头小伙子在血与火的历练中迅速成长起来，这个名单相当庞大，具代表性的就是林彪，罗荣桓，粟裕，黄克诚，乃至后来赶过来的邓小平，你今天想不到的是，在他们铁心跟随毛泽东时都仅仅是二十出头而已。

在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之后，遵义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此时他望着残破不堪的队伍，必须抖擞精神，纵使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必须迈步从头越。

从他重新掌军那一刻起，常凯申失败的结局几乎就是注定了的。

我们后来会为他无与伦比堪称天神一样的权威感到震惊，可是当你了解那段历程，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很容易相处的人。但是，从井冈山到陕北以及后来到建国，在党内军内每一次争吵分岐时，事后都证明，就他是对的，不采纳他的意见，就后果严重一败涂地，按他所说的去做，就无往而不利。

他的威信，不象常凯申，张国焘一样，来自杀伐；也不象王明一样，来自背后的靠山。而是来自他超凡的远见，天才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大局观，但凡有一点私己杂念—因为他倔强的性格—都会造成打压他的人能更无所顾忌，但偏偏他无私，你打压他排挤他，事后就会想起，实在是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而要命的是，以结果论，他偏偏是对的是正确的。有句话叫做无欲则刚，其实认真想想，应该是无私则刚。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象他这样的天纵奇才，有着对普罗众生的菩萨心肠，又有着逆天改命的霹雳手段，还偏偏经历过无数血与火的洗礼，是时候了，把所有的指挥领导权交给他，让他来应对千年所未遇之变局，让他带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浴血重生。

几千年的天朝老大自居的王朝，到清末已经腐朽疆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炮火，把固步自封的我们打得灰头土脸，这已经不是先前野蛮落后的游牧民族的一时之强了，那时候哪怕一代王朝的崩溃我们还是有文明的自信，而鸦片战争爆发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世界上还有如此先进的科技文化，我们是真正的不堪一击！

鸦片战争后，就是祸水滔天的内乱，太平天国，捻军，陕甘，等等等等，一时之间，中华大地，犹如地狱。

我们被强迫的睁开了眼，被人强行扭转了头来看世界。

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了必须改变。一时的人杰，曾国蕃，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他们开始着手引进先进的技术，开启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着重点，只是在“技”的层面，我们还是丢不下自己的面子，我们文明最独一无二的优点就是兼容并蓄，无数次被打倒还能再站起来重新耀眼于世。

可是这一次，他不仅仅是吸收点新的技术就可以解决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干脆被人家烧了皇家园林，但民众有着看热闹的心态，麻木的认为于己无关，我活下去都成问题，你只是被烧了些房子而已，关我什么事？我们不知道那些被被抢掠的皇家财富最终更无耻的转嫁到自己头上，你以为卑微的活着也是活，还是太天真了。

偏偏洋务运动犹如鸦片，居然让垂死的大清又回了一口气。

一时间船坚炮利，重新站在亚洲之巅，世界前列，似乎假以时日，我们还能回到原来的日子。

我们无法更多的苛责那个时代忧国忧民的先贤了，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但时代的沧海桑田，已经让他们无法看透了。

于是更大的耻辱来了，你以为你还是天朝老大打个盹而已，蕞尔小国日本居然后来居上，残酷的撕碎了遮羞布，甲午战争毫不留情的蹂躏了天朝老大的自尊。

民间的知识精英开始有些动作了，这样的耻辱开始从庙堂之上的权贵延伸到民间精英，他们觉得仅仅师夷长技还是不行的，在行政管理上应该做些微调。

你看，事情似乎在一步步深入。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开始鼓吹君主立宪。

不要开启上帝视角来苛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无论私德如何，他们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在探索民族的自强，光这份勇气就是亿万人都不如。

但是顽固势力的强大超乎想象，兴办新学，改变管理模式，被无情的扼杀！

这还打不醒，就面临一波更比一波强的羞辱。

八国联军，血洗京城，四亿五千万国民，每人赔付杀人放火的强盗一两白银！

没法活了，民间的草根中有识之士也开始觉悟，他们觉得与其这样，师夷长技不行，改变管理模式不行，那就彻底学西方，把制度彻底改变，我们也搞代议制政体。

这一搞，还搞成了，孙中山不懈的努力下，大清王朝终于垮塌，新朝建立，民主来了。

直到这时候，我们发现，说到底，还是部分精英影响了少部分民众在折腾闹腾。

可是北洋的民主成为了闹剧。

西方列强巨炮轰开国门，也带来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东西，技术，文化，政体和思想。。。

我们以为完全照搬先进的西方经验我们就可以重新站起来。

可是现实打了我们响亮的耳光！

还不止一次。

堂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居然还是要被人按在案板上任人宰割。

这是触及灵魂的耻辱。

终于开始在思想上要做彻底的转变。

可是思想上转变的对象还是局限在少部分人。

苏联的一声炮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思想和经验，中山先生领悟到还是要改变，于是联俄联共，在苏联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校。

我们知道中山先生是理想主义者，早期成立的兴中会，同盟会什么的，怎么看也不象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反而象江湖的堂会。他早期的革命举措就是一小部分人屡败屡战的搞城市暴动和针对朝廷要员的刺杀行动，一次一次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次又一次的被镇压惨败。

而辛亥革命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居然成功了，但事实上结束满清王朝命运的是袁世凯。

于是照搬西方议会制政府轰轰烈烈乱七八糟的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搞了起来。

宋教仁改组革命同志正式命名为“国民党”，但没有党章，也没建全的党组织，中山先生要求党组成员宣誓向他个人效忠，引发很多元老的不满，甫一成立即面临分裂。

后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北洋政府各实权派开始大打出手。

中山先生痛定思痛，南下组织新的革命，终于领悟到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不能总是依靠本质上是军阀的人。

初期，中国赫赫有名的是两大军校，保定军校和云南讲武堂，着实出了不少人才，所谓保定军校的课堂，讲武堂的操场，则是指保定的军事理论教学以及讲武堂实操方面的训练，但是都被黄埔军校的速成班比了下去。

彼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应苏联的指示，以及对中山先生的尊重，大部分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果党，且在黄埔军校也派驻了不少教官，很多年轻的共产党成员都被安排报考成为学员，赫赫有名的黄埔三杰都是我党这边的人。苏联也援助了大量的钱财物质和派出了有杰出才干的军政人员做指导，比方说久负盛名的加仑大将。

这样一个虽是军事速成班出来的军队人员，甫一开初就有别于旧式的军队。军政结合极大的加强了战斗力，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是一支有理想有抱负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军队。

可是远在天边的苏联以及年轻的中共还是想得过于美好及幼稚。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合流，屠刀挥向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不仅中共的党员被屠杀了大量人员，果党左派也基本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苏联和中共帮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被摧毁，常凯申转而去拥抱了精英地主阶层。

骨子里，常凯申还是封建传统里的忠君爱国思想，视百姓如草芥，他借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壳，着手打造帝王一样的实际统治。

轰轰烈烈的所谓大革命失败，神州再次黑暗如极夜。即便曾经在黄埔军校斗志昂扬的果党学生，他们也曾经热血沸腾满怀救国救亡的理想，在跟随常凯申统一全国的时候，他们也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即便在十四年抗战全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个人的物质生活也没受多大的影响。

不甘心啦，大好局面就如此断送，必须要血债血还。中共在清算了责任人后，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但是，他们还是走错了路，他们一开始也是生搬硬套苏联模式。

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打痛了的中国人，从上到下开始狂热的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比今天改革开放之初还要狂和热。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人也不例外。基本上没人去留意那些沉默的温饱都没解决的大多数—将近四亿的农民！

来看看王明语录：

“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

“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

还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代就专注于农民问题的毛泽东，就因为极罕见的才华获得国共两党的欣赏，他已经在思考建立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形势的变化让他思想变成行动的步伐开始加快了速度。

他目睹了北洋乱哄哄的政权更替，也亲自经历了常凯申那个组织的反动本性，更是感同身受了党内崇洋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知道，必须唤醒这个国家沉默的大多数，让他们参与加来，自下而上经历思想上巨大的、痛苦的触及灵魂的思考和认识，这才是一个民族摆脱几千年沉疴的从而复兴的希望。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古今中外，包括苏联，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而他率领中国做到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借了马列主义的壳，完成了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再造。

他所率领的军队，即便在长征那个饥寒交迫的路上，都背着一个小木板，学字识字学思想，骨子里是真正的要诀别于旧世界。

他需要大权在握，经历了无数灭顶之灾，既然你们都不行，那就我来！在生死存亡的境地里，需要毫无干挠不能再犯错的领导人，再走错一步，那将是万劫不复。

古今中外皆如是！

一开始长征到陕北时，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层认为，要推翻果党的统治，可能需要等到第二代甚至更多年头的奋斗，但是形式的发展让他敏锐的察觉到了时机。

等到1945年七大之后，他已经有信心在自己这一代解决全国的问题了。

如果说红军时期还是蚂蚁对大象，那么解放战争就是庖丁解牛了，以无间对有间，虽然面对的还是庞然大物。

解放战争第一年困难还是很大的。

最靠近果党心脏区域的两小块根据地相继失守，李先念王震被迫中原突围，粟裕虽然苏中七战七捷，但也只能放弃根据地退向山东。

林彪罗荣桓的大军在东北也接连失利，退向中苏边境。

他也放弃延安，带着整个中央在陕北山沟里兜圈子，彭德怀率领两万人马对峙胡宗南二十万大军。

形式上似乎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此时的毛泽东好整以暇，他心态平和的很，在最紧急的时候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还有闲心要抽支烟，把一干警卫人员唬得朋色发白。他给各方面军指挥人员说，你们在外面放心大胆的打，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呵呵，指挥若定，谈笑风生。

一开始打得最出彩的是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在三大战役开始前，中野是歼敌数量最多的，直到建国，中野歼敌总量也高居第二。

紧接着中野千里跃进，在山东整合的华野和中野联手在中原大打出手，死死的牵制住了果党的大量有生力量。其中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已经事实证明曾经的土包子现在堂堂正正和果党正面对抗且战而胜之。

西野也以两万之众挫败胡宗南二十万精锐之师。

华北聂荣臻也主动出击，杀向石家庄！

庖丁解牛下手的第一刀，出关东北的林罗大军，蛰伏一年后暴兵百万，气势汹汹卷土重来，辽沈战役打响，全歼两大果党王牌，东北全境率先解放。

庖丁解牛前几步下手还有些谨慎，到辽沈战役后，再到气势磅礴的淮海战役后，剩下的就是摧枯拉朽了。

游刃有余就是形容三大战役后的解放军态势。

终于在经历二十二年的艰苦斗争后，他当仁不让的站在了北京紫禁城之巅！

十六、

行文至此，再有一两节，本文就该收尾了。此一节是对前面的做一点补充。

有人希望我写到建国后，说实在话，不能也不敢。

不能，是着实建国后的资料更杂更乱，以我的水准，无法有效的理清很多脉络，就光我写建国前，都大部分是凭记忆，实在碰到必须搞清楚的细节才临时去翻一下资料，大家也看到了，所以我在文中很多复杂的事情一笔带过，如果深究，那就不得了，不知道要写多长。

说不敢，那就众所周知了，因为很多敏感的东西你没法写，还有就是，在这里，被折腾得心力交瘁，莫名其妙就删你禁你，一付唯我独尊的嘴脸，实在话，这个平台写东西，他要禁你，你吃个饭他都说了违反他的规定。

越是喜欢标榜民主自由的地方，越是排斥异己最疯狂的地方！

好了，吐槽完了，继续说回伟人的事迹。

其实解放战争，我们看起来波澜壮阔顺得不能再顺，但事实上还是很惊险的，只不过此时毛泽东已经是党政军一把手，内部也整合得铁板一块，从预想的还要好些年到后来越打越顺，就只需要一两年了。

为什么说惊险呢？是因为有很大的阻力，不是因为对手的强大，他早就习惯庞然大物的敌人了，就没怕过，从来给他带来最大困扰的，总是内部。

这回的”内部”，不是他率领的中共，而是”同志加兄弟”的苏联，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曾经有点恼怒的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者。

不能说斯大林说错，因为我自己也认为，我们的主席，就是借马列主义的壳来，完成了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再造。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所有真金白银的援助就全给了常凯申，对中共就只有精神上的鼓励和不切实际的指示。甚至在苏德战事爆发后，由于担心腹背受敌，居然连发几次电报，希望中共派兵闪击东北，牵制住日军。

真是让人无语，毛泽东理所当然拒绝！现在可不是留苏派当权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时期了，是铁骨铮铮不屈不挠深爱中华民族的老毛当权，可以合作，甚至必要时我们可以让步，但民族尊严和自主权益不容让步。

二战还没结束，斯大林就和罗斯福丘吉尔商量怎么瓜分世界，而斯大林要的最大利益就是中国，要想在中国得到最大利益，来得最容易最便利的话，那当然是从常凯申那儿得到呀。毛泽东，实在是不太好打交道。

有时候，回想这一段，不由得后怕得飚冷汗。假设还是常凯申一直统治到现在，那么中国土地上就会一直有美国和苏联的驻军，苏联会一直霸战旅顺港，东三省会是模糊地带，新疆必然回不来，做为对抗，英国一定会怂恿西藏出去（这事即便建国那年英国就很无耻的搞过小动作）。。。

为了自己的利益，兄弟加同志算什么，斯大林首先致电中共，希望接受以常凯申为首领的联合政府（反正已经从果党那里拿到外蒙古了，和常凯申合作太有赚头了），后来毛泽东没鸟他那一套，直接打到了长江边，斯大林又赤裸裸的要求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划江而治，这招太损了，典型的分裂中国。别的不说，就毛泽东本人来说，长江南岸是故乡啊！

所以，三年解放战争，其实一直有几双阴鸷的眼睛在盯着，还时不时制造阻力。

诚然，在中共成长乃至后来建国发展工业发展经济，给我们提供最大帮助的毫无疑问的是苏联，这份功劳是无法抹杀，也值得感恩，但感恩不代表丧权辱国卑躬屈膝，更何况，建国后的援建项目是全部要钱的。

所以国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利益交织极其复杂的，得亏毛泽东一直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人，从个人可利用的客观条件所达成的成就来说，他甩斯大林无数条街，但没办法的是，那年头，斯大林所拥有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又可以甩中国无数条街。所以，你大可不必苛责建国时他对苏联的忍让，那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忍让，而且还暗戳戳的警示，我能打十六国联军（抗美援朝），你掂量下我是不是敢打你呢？当然，我们是兄弟加同志，你们是老大哥，哈哈，我们怎么可能打起来？！

事实上，斯大林后来忘乎所以想在中国搞个罐头厂满足自己口舌之欲，毛泽东直接怼了回来，后来赫鲁晓夫想搞联合舰队以及长波电台，更是被老毛搞得下不了台，再后来，我们知道，珍宝岛战事起，他娘的打你又怎么了？

我们知道，国是很复杂的，人也是很复杂的。

纵然象我这样对毛泽东崇敬得无以复加，但我还是不得不客观的说，从个性相处的角度，他给人的压力太大了。他的个性十分好强，天生就喜欢把控话语权，架不住这人思维敏捷阅读量吓死人而且智谋超群，根本就只有听他说的份，声音比你大个子比你高你能怎么办？一方面在人群当中他光芒四射有极强的吸引力，这也是当时无数年轻人一听他讲话就着迷强烈认可当偶像崇拜的原因，另一方面一旦和他共事，又觉得极不适应，因为他咄咄逼人十分强势，而且他的要求还高得可怕，脾气还暴躁。。。

但他一定是好老板！因为他从来没有为一己私利。

他还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罗荣桓在秋收起义转进的路上对他的支持，当然还有已经牺牲了太多的年轻人，而罗帅几乎就成了那批人当中硕果仅存的。他被红军七大选落马赋闲时粟裕一直是他的警卫；而感念他提拨的林彪更是经常来看他给他写信请教问题；在宁都会议受打击排挤时，王震提着鸡和酒全然不顾的来看他，邓小平更是为他仗义执言受牵连……而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更是被他派去独当一面深受重用，林罗在东北，粟裕在华东，邓和刘在中原？对陈毅他也感念很深，因为那是红军七大后取代他的位置但又力主中央还是一定只能毛泽东坐这个位置，所以新四军变故后让陈毅主政，后来陈被饶搞得焦头烂额，回陕北心灰意冷，又是他坚持让陈继续主政。陈帅也是胸怀坦荡，解放战争时期，他欣喜的写信给毛泽东，全然不避嫌：至解放战争以来脱颖而出成长迅速且具备大军团指挥作战能力的就是陈赓和粟裕。。。由此，毛泽东敢后来放手让粟裕指挥淮海，后来四野南下陈赓配合，陈赓和林彪有争执时，又支持了陈赓的意见。

不过，就我个人来看，他一直最信任的井冈山时期的年轻人，就是罗，林，邓，除了罗为人低调且过早离世之外，他对林和邓的容忍度是最高的，有衣钵传人的味道。

今天我们看回很多有争议的事件，比方说肃反，整风，西路军，看起来历史迷雾重重难以分辨，但其实你只要抓住一点：那就是，从始至终，他什么时候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去运用过手段？翻遍所有历史记录，你根本找不到一丁半点。有了这一点，你就能很好的去看待那些事件了。

比方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事件，有人说，八十年代，李先念，徐帅，都说西征是受了党中央的指示。呵呵，你都说了，是八十年代后他们说出来的，中原野战军来源于八路军的129师，而129师就来源原红四，红四出来的将领在建国后普遍低调，但后来八十年代又反而开始得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主大局了。人真的是很复杂的，纵然我相当敬重历经九死一生的开国元勋，但也不得不说，人有多面性，反正相信大家都知道，八九十年代是黑他黑得最历害的时期，什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想想那段时间气得谭震林谭老板直言不讳：贪天之功，无耻之尤！谭老板正是老井冈老红一，而王震在晚年做为国家主席时，很感慨的说：主席比我们早看透一百年！

我这里不想因为西路军事件引发太多辩论，你只要好好想想，在长征后红军损失那么大，正在需要有生力量的时候，而百战老兵的红四更是求之不得，他怎么舍得去坑掉这批战士？有人说他怕掌控不了，呵呵，你太小看他了，红四很多将领是大老粗不假，但是在张国焘已经失势的时候，撤换一批将领，重新指派更得力的各级政委，打乱重新编制就可以牢牢掌控了，更何况当时红四长征完损兵折将只剩四万多，中间还掺着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九兵团，外面还裏着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担心什么呢。

所以啊，看历史如果总是带着阴谋论来看，就会觉得什么都见不了光。

说实话，我还没看到过主席老人家搞过什么阴谋，如果你说有，请提供资料让我拜读。

当然，我们要先定义什么叫阴谋：那就是为了一己之私的利益及权欲，用有违道德有违法统且隐蔽进行的手段达到目的。定义好了，再去对标他所做所为，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不屑于搞什么捞什子阴谋。

抗美援朝是否出兵的问题，他又是少数派，所不同的是他崇高的威望导致他能完全压制反对的意见，但他还是召开会议耐心解释耐心说服。今天我看到有人还在讨论应不应该出兵的问题就觉得好笑，事实上唯一可能导致不出兵的条件就是，美国放手让中共收复湾岛。但美国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你既然说你无意进犯中国就不要做这种封锁的事，你既然做了这种炮口对准我方的事就必然导致要干你一架。所以我对有些人连这点都看不清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还没统一全国就敢在长江江岸炮轰老牌帝国的军队（紫石英号事件），你真以为还是那个一切唯洋大人言听计从的年代？

1949年他让中国站起来和世界列强平等对话，抗美援朝更是让世界要注意听中国的声音，未来的目标，他的意愿，我们不做霸主，但至少必须是领导层。

在他的时代，他都做到了。

十七、

从1948年5月，毛泽东率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25日，正式进驻北京，他暂住在西山双清别墅。这近一年时间，在积极部署，指挥三大战役，而进驻北京，到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意味着解放全国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这一点，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但是，这看似短暂而又漫长的一年里，他其实一直在沉思，在思考。

当整个中央移驾北京的时候，他戏称这是“进京赶考”，因为他已经在未雨绸缪考虑更艰巨的未来步骤。

第一个就是如何稳固新政权更好的当家做主的问题。

熟谙历史的他在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项羽，“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激励解放军指战员再接再厉打好最后几战，千万别松劲，确实在风卷残云般的渡江后全面解放战争中，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松口气的苗头，因此必须“宜将剩勇追穷寇”，千百年来的教训实在是太多。

还有一个就是李自成。

这个是毛泽东最大的忧虑，我们不能做李自成！

还是1945年延安时候，著名学者黄炎培到访陕北，曾和毛泽东促膝长谈，就曾经深入探讨过“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而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与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并犹如他们四年前所预料的那样，毛已经是一个新的历史开创者，是否会陷入新的历史周期怪圈呢？

毛抵达后的次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

这是他的决心和意志，到1949年的这时，苏联还希望解放军不要打过长江，希望划江而治，说白了，全世界都不想看到，一个历史上无比辉煌的国家完成大一统，他们还是要分裂中国。

到今天回望二战后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惊奇的发现，世界上所有分裂和动荡的国家多数是在二战后就被西方列强埋下了雷，基本上每一个血腥战火之地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德国，日本的分裂分割可还算是咎由自取，越南，朝鲜，印巴等完全就是列强人为，而犹为奇幻的是为了以色列的建国，犯有原罪的欧洲人，居然可以无视已居住近千年的巴勒斯坦国民之生死，硬生生造成上百万困挠至今的难民和中东乱局，他们所谓对犹太民族的同情是以另一个民族血流成河为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心安理得。别跟我扯什么千年前那里也曾是犹太人的原住地，如果以千年前的原住民来论地盘的所有者，这世界得来个乾坤大挪移。搞笑的是，为什么不在地广人稀的北美和大洋洲为犹太人定居划一块地呢？非要在寸土寸金，拥挤不堪，宗教对立极其严重的中东地带建这么一块地。信西方那些皿煮滋由天赋人权论调说辞的人不觉得荒谬么？

然而教员唤醒了我们民族的自觉，大一统几乎是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东西，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年的血腥战乱，就是西方恶意强加给我们的，他们太清楚当这个国家大一统又有一个强硬独立的领导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美英法如是，苏联亦如是，周遭众多的邻国更如是。

当时的联合国五常意味着五个予取予夺的世界警察，其中一常果党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跳着脚往小岛上逃，全无尊严。美苏这两常警告不要过江，以免引起更大的冲突。他的回答是过长江时先把另一常英国炮轰一顿，完全撵出中国内河，之后在澳门和小国葡萄牙低烈度开战，胖揍了一顿葡萄牙，籍此关闸事件，响亮地警告并正告全世界：“大国从严，小国从宽”，很多人忽视了这句话体现的意志和魄力，后来的麦克阿瑟及杜鲁门，勃列日涅夫，尼赫鲁一定是深有体会。

之后整个大陆刚刚打完，又让陈赓率军事顾问团奔赴越南，把联合国五常之一的法国又好好羞辱一顿。

绝对难以想象，这是一个三年前还被日本军队模行无忌的国家，三年内直到1949年建国，美英军队炮舰还在中国内陆内河大摇大摆的国家。看看这三年，常凯申为了获得海量的美援军备都签了哪些丧权辱国的条约：

“从1945年开始，与美国签署多达76份卖国条约，获得了大量的美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945年12月签署，美国拥有对中国货币的独占权。「中美航空协定」，1946年8月签署，美国对中国领空权。「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1946年9月签署，依此协定，30年内，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入使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签订，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全文共二十六条。设想周到，无微不至，从航海到航空，从关税到审判权，统统卖完。「中美航空协定」，1946年12月签订。中国领空主权，从此全部归入美国掌握。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1947年1月签订，其内容为：根据这一协定，一日发生战争时，美国与中国将共同使用青岛海军基地。这除了强迫中国承认美军久已占踞青岛这一既成事实。「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1947年10月签署，中国关税自主权扫地无余。「中美救济协定」，1947年10月宣布成立，美国取得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领导权。「中美农业协定」，1948年8月在南京以换文方式成立，美国在中国可以无限度进行农产品倾销。……

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常凯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从天上到地下，从海洋到陆地，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本段资料摘录自知乎@坏土豆先生的内容，致以谢意）

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更是悍然出兵朝鲜，正面硬刚联合国五常中最具实力的老大美国所率领的十六国联军，”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50年10月，几乎与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同时，解放军渡过金沙江打下了昌都，开始了解放西藏的序曲。要知道这几乎就是兵家大忌的两面作战，当时的英国和印度是躲在西藏背后捣鬼的。但到了1951年，西藏即真正的从行政，财税，外交，军事方面来说完全纳入中共中央政府，至此，中国大陆全境统一！

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如何守住不变成李自成？第一步就是警告了那些蠢蠢欲动的世界列强，一百年的屈辱我们受够了，几千年的荣耀我们必须继承，目前穷则穷矣，但几亿人一旦有序组织起来就是一股骇人的力量，无人可挡。这一点，一百年来唯有毛泽东率领中国人做到了。但这仅仅还是第一步，我们不能总是打下去，一穷二白的中国可以不怕死，但更要好好的活！

第一步的展示拳头不畏强敌，利用打击列强、同仇敌忾的心理，毛泽东凝聚了绝大多数的人心，但是这还不够，武装暴力的东西只是震骇的作用，巩固政权还得是由内到外的文治。

今天我们读顾城老师的《南明史》，全书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之上，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开卷就极其客观冷静的分析了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直至清兵入关的得与失，除了军事部署的麻痹大意之外，政治经济方面更是策略上犯了巨大的错误。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但是李自成经历多年的浴血起伏后攻陷北京达到巅峰，仅仅四个月后就兵败山海关，其兴亡之速举世罕见。顾老师是史学大家，其文人性质的理性学术考究和看法，诚然有巨大可借鉴之处。

但是，做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熟读这一段史料的他（顾城的南明史成书于1997年，之前1944年郭沫若曾著有甲申三百年祭，具有强烈的反省意义），感同身受经历那么多苦难的中共，更需要的是可行的举措和实施方案，同时在事前就需要前瞻性的方略大纲，这一点正是实干的政治家及领导者所要解决的。民心的获取固然可以凭借辉煌的军事胜利眩目异常，但常凯申不也是在抗战胜利后威望一时无双么？因此稳定民心就是第二步。

在百年屈辱后让民心大振的对外战争的同时，打击贪腐堕落整肃压迫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知识分子进步的工商实业家，兵不掠民且保证城市市民的安全及物资供应，最重要的是深化土地改革。

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虽忝为联合国五常之一，但在世界上的形象并未有多大的改善，事实上还是被瓜分的对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形象是改善了，但是全世界只是惊讶，未必很服气，英国在咬牙切齿，法国也是愤愤不平，老美更是张牙舞爪，老大哥呢，自是阴沉得很。。。

但从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那是百年来饱受欺凌的民族第一次爆发了无与伦比的自尊和骄傲，并且深深的刺激了全世界，再加上国内的土改深入，耕者有其田，城市供应也日趋稳定，第一个艰巨的任务，让马上打天下获得的民心开始稳定下来，在1953年高昂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这一步已经做到了。

但是还远远不够，毛泽东还要做得更多！1949年已经56岁的他所谋的仍然是长治久安的东西，一如他大革命时代就深谋远虑的从农民问题着手，虽历经波折仍不改初衷。

但解决农民问题，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工业。

十八、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梁漱溟和毛泽东在会上产生激烈冲突，按后来釆访梁老的艾恺评价，毛泽东在建国后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控制不了自己而大发雷霆。当时总路线要强调城市的工业化，梁漱溟则反对，“你们这样做，就是等于城市的工人是天堂的第九层，而农民还是地狱的第九层了”。很明显他和毛主席的关系至此破裂，直到毛泽东去世，两人再未见面。

这一段公案极具代表意义，在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两个月，就因经济建设的走向产生分歧，而由此之后关于工农业，思想文化，国防科技等等举措至今仍极具争议，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以及莫衷一是的回忆访谈录中，伟人的镜像被人为泼上脏水，蒙尘至今。诚然，做为最高领导人，有些东西是要负上责任，但不代表一定要替人背锅。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新朝肇始，总会有事急从权的举措和探索性质的方略，一昧求全责备苛责前人，终归是心智不太健全、赞美第五个馒头的人。

梁漱溟说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天之下。

毛回复他，大意几点：工人创造的价值高，农民的创造的价值低，如果一味平均，把工业的利润全部反馈农村，那还搞什么工业化；工人在城市之中没有副业，除了工资，不能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解决副食等问题；通过积累，实现工业化，是大仁政，减少积累，提高消费，减缓工业化，是小仁政，你梁漱溟真糊涂，假糊涂；你梁漱溟不能做工，不能耕地，究竟在几天之上？你说这些，除了挑拨矛盾，邀买人心，还能干什么？

事实上，建国那年，中国是个十足的烂摊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口，工商业约等于零。

首当其冲就是解决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

很多大城市一片萧条，物质短缺，象上海这样的，还面临着果党时不时的飞机轰炸和敌特爆坏，粮食，棉油，煤炭，电力，无一不短缺，为了保证中心城市的安稳，必须从外地大量调运物质，而其他地区也不富裕，军事，战争，占用了大量的青壮劳动力，更还有海量的残匪猖狂破坏生产和秩序，在深化土改的时候，浙江福建沿海经常被台海 过来的果党联合当地地主敌顽批量杀人。

土改是建国时维稳的头等大事，亿万赤贫的农民佃农渴望着几千年来翻身做主这一刻，但遇到的阻力也是极其惊人。三反五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如果你真了解那一段严峻的历史背景，就不会人云亦云的指责什么过火行为，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建立时都必须有严厉的手段维稳，一昧指责自己国家的人建议多看下欧美建国和开发初期的历史。

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接到不少朋友乡贤以及旧社会名流，实业家等人的书信，反映土改对他们的冲击，彼时身居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的他颇为忧心，因为和毛泽东私交甚密，就直言不讳的提了意见，对土改颇为不满。毛的建议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建议他到处走走看看。黄老夫子想想也是，于是在江浙一带走访了不少农村乡镇，特意避开了旧时与他交好的精英阶层。此番微服巡访，令他对农村印象大为改观，知识分子如果只是处身于空中楼阁，纵然才高八斗博学五车，也就博得浪客骚名的风流韵事耳，倘若从政为官，往往不甚了了，这方面范仲淹从理想狂热转变成千古名相就是显著的代表，而黄老夫子此行带给他的震撼不言而喻，回京后全力拥护土改，并积极参与其中。

但是，毛的一生，从来就没有顺利过，没有困难，何以成就伟人？

这次还是同志加兄弟们带来的。

战争眼看进入尾声，18军在向西藏进军，纵千难万险但指日可待，42军正积极准备渡海收复海南，粟裕在金门失利后正积极谋划对台作战，活泼分子陈赓大将闲着没事跑越南教徒弟打法国去了，枪炮声日渐零星。

毛泽东建国前就宣布，对于旧政府与世界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全部废除，不予承认。

果党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系列关于中长铁路，大连，旅顺等苏联驻军条约当然也在此列。

斯大林为了保障既得利益可是费尽了心血。但是出于苏联和中共的特殊关系，也必须承认苏联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贡献，形式上我们不能象对待美英那样强硬，所以毛泽东亲自出马找斯大林谈判，毕生头一回出国，真可谓是忍辱负重。

但即便他率领土得掉渣的队伍不可思议的取得了胜利，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并未改观，只不过有些惊讶而已，小朋友还可以啊，所以东欧集团也没怎么把中共这个小老弟放在眼里，苏联更是如此。

斯大林干脆就不和老毛谈。老毛也犯了倔，老子就不走了，必须给结果。

传到欧美世界的新闻就是，斯大林扣留了毛泽东。

斯大林实在是面子上有些挂不住，这在公开的道义上说不过去，虽然他斥责毛周不懂国际法，但其实也知道，所谓国际法无非是列强拳头硬时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的挡箭牌而已，饱经磨难爱够了国际派的毛泽东可绝对不吃这一套。

从1949年12月成行，毛泽东抱有两大目的，一是重新和苏联签订条约并废除旧政府和苏联的条约，二是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还有求于苏联，需要大量的帮助。有求于人又要剥夺对方的既得利益，这着实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所以必然就带来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争吵，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毛以一国之尊深深感受到了做为弱国的无奈。我想，这也坚定了他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决心。

可惜的是，蒙古的割让，因为果党政府早已经在几年前向全世界发表了独立公告，联合国也已予以承认，事实上在当时已经无法挽回。但中长铁路，旅顺30年租借，和东北驻军问题那是当仁不让。

老毛的韧性，国际形式的变化，让斯大林在1950年同意让步，先签了个原则性的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细则条约通过议定再签。

所谓国际形式的变化，就是朝鲜半岛出事了，老到的斯大林找到了新的契机来试图维护自己的权益，他的核心是保障住中长铁路的共同经营权和旅顺大连港口的租借和驻军。

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谋划了朝鲜半岛迷局，绑架了新生的中国，难题象大山一样压向了毛泽东。

还在解放战争期间，出于对兄弟党的支持和东北地区安稳局势的考虑，中共就将四野三个悍勇善战的朝鲜师提供给了金日成，之后中国疆域最后的拼图也就是那个第一大岛，宜将剩勇追穷寇，虽然有金门之战的失利，但如果能在苏联的帮助下完善下海军空军，将海岸那边的敌顽赶下大海还是极具信心的。

虽然未雨绸缪的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再一次见证了毛泽东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但台海的问题才是头等大事。

毛泽东警告过金日成不要操之过急，但毕竟是出于我国利益的考虑，某次领导层的会谈中，他也云淡风轻的笑着：人家自己要折腾，就让他折腾吧，我们管不了啰，做好自己的事吧。”自己的事就是拿到飞机军舰的支援，尽快解放第一大岛！

可是朝鲜半岛风云突变，一下子全世界的眼光都吸引过来。金日成的军队打过了三八线，事实上已经和当时驻扎在南韩的美军交上了手。美国炸了窝，声言出兵半岛。

毛泽东瞬间明白了其中的道道，他犹如先知一样提醒朝鲜人民军小心美军在仁川登陆，同时紧急思考对策。而打嗨了的朝鲜人民军根本听不进去，继续狂飚突进。

美国声言出兵后立即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海。

黑云压城城欲摧。紧张的外交应对在多个国家中展开。

这足以让中国人愤怒，赤裸裸的干涉与挑衅。你出兵朝鲜半岛干嘛封锁台海，还睁眼说瞎话说无意冒犯中共新政权！

当美国为代表的在联合国提出联军干涉半岛局势时，在投票环节，只要五常有一个国家投反对票这次出兵就没戏，但苏联居然玩起了失踪，既没反对也没弃权，于是出军被通过。苏联后来的解释是，如果投反对票，人家就知道了金日成背后是我们在支持(好像全世界不知道你就是背后的支持者一样)，而如果在场投弃权票又显得对兄弟们又没尽到帮助，所以干脆躲开了。这种欲盖弥彰的说法让人又愤怒又好笑，

毛泽东立即明白了斯大林欲借此半岛事件为借口，保留在东北的驻军以达到军事实控的目的，哪怕先保留个五六年，之后再来找借口顺延。

而棘手的是，金日成若是败了，美国就会将枪口顶在自己的脑门，籍此，苏联会让金日成在中国境内组织流亡政府，顺势出兵以顶住美帝为由在中国境内和西方对峙。妥妥的将富饶的东北变成炸药桶。台海收不回来不说，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也将不保。就当时来看，朝鲜人民军面对联合国军想战而胜之，几乎是天方夜谭。

这是历经民族屈辱的新一代领导人无法忍受的。

可是，强大的美帝和联合国军，以及有史以来拥有最庞大陆军的苏联，那体量太吓人了，这星球上有谁能惹得起。

谁都知道，金日成不输才是最优解，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他不输呢？这简直无解。

就连身经百战的许多解放军将领都犯嘀咕了，很多忙于建设新中国的各级政府领导也认为这着实惹不起，会打垮国内经济。

事实上，果真象毛泽东预料的一样，美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溃败千里，形式陡然恶劣。

此时充当中美两国传话筒的印度人，在热心的做最后调节，美国声称无意打过鸭绿江，而中国强硬的表示，不要越过三八线。

全世界都觉得中国很搞笑，就凭你那几条破枪，我不打过鸭绿江也只是看在苏联的面子上，你有什么资格叫我不要打过三八线！联合国你都没份！

斯大林极其聪明的利用半岛事件为自己的利益添砖加瓦，手段极其高明。唯一可惜的是，就是像他以前一样，低估了毛泽东的智慧和中国人的决心，这帮人可不是躲在海岛上终其一生都跪求外援的软杮子。也难怪，即便到新中国成立，全世界还是这样看中国的，就是个软柿子，弱鸡。

毛泽东极其敏锐的洞察了苏美的心思和复杂的局面，他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和以前一样，最大的困难来自内部。

台海鉴于技术上的条件不足暂时已不可逾越，但陆地相连的朝鲜半岛并不是天堑，打，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不打，意味着国土不完整，而且从今天来看，估计永远当不成联合国五常之一，中国的工业发展建设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事实证明，东三省是最好的工业先行之地。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兵锋直指三八线，炸弹已经落入中国边境。

金日成躲在大山里，紧急向中苏求援。

斯大林也希望中国出兵，但他更深沉的意思耐人寻味:你们那残破的装备消耗掉对我们更有益处。

中国国内更多的声音是反对出兵。

美国认定中国不敢出兵，第一是打不过，第二是明显的，为何要当炮灰？南边台海你是别想了，北边我也拿枪顶在你脑门子上。

1950年10月，建国才一年的中国，让全世界惊掉了下巴！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月，西南方向，18军攻占昌都，向西藏进军。

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心出兵，不仅出兵，还决心打赢！

谁都知道这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一场惨烈的战争。

我们的先辈，以劣质的装备，钢铁的意志，在异国他乡的白山黑水，顽强的战胜了这星球上最强的十七国联军。

今天仍有人对自己的先辈的流血牺牲不屑一顾，甚至污蔑这根本就不是胜利，且不说战争的胜利是以政治战略目的是否达成为评判的标准，更加有些历史发明家之流，从来不说在美国的韩战纪念碑，上面清楚的标记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伤亡、失踪、被俘达百万之众。

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军政两方面的胜利，而且是出国作战，打出了东北做为共和国工业基地的和平，更是打出了至今的大环境和平！数以几十万计的英雄儿女埋骨异国他乡，但凡不尊重、污蔑为国流血流汗的志愿军将士都不配作为人存在于中国！

志愿军打得美国乖乖坐在板门店签停战协议之后，1953年，失望到极点的常凯申和果党集团，极其打脸的来了个精神胜利法，仗着还是联合国成员，将苏联上告，不承认当年卖国土行为，聊以自慰的将蒙古重新画到了自己的地图上，是为地图开疆。当然，不妨碍他们1962年又支持印度的行为。

这一点，倒是教育了初次和世界打交道的中共高层，既然对手很无赖，智慧的人也要有些狡黠手段，既然欧美列强和反动派们，他们一向作派是对我有利的就国际法契约精神，对我没利的就撕毁或退出条约，然后高举捞什子人权民主大旗，所以后来我们也就是，对我有利的就是自古以来，对我不利的，就是国情有别，比方说常凯申划的南海十八段线，那当然就是自古以来。。。。。。

今天有很多不懂装懂的拿江东十六屯，海参崴，长白山天池，藏南，江心坡，白龙尾岛等等这些地方说事，我对这些键盘侠啼笑皆非，深感有些人真是蠢又坏，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一个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几乎和每一个国家都有厘不清的历史纠葛，他们更不能理解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的高度智慧和魄力，大国，哪怕是打着公正的幌子，都有足够的实力和能耐狠狠咬你一大块肉，甚至会趁你病拿你病，所以必须让英国在长江，法国在越南，美英法澳等在朝鲜，苏联在珍宝岛，印度在藏南受到教训，而小国，牵涉到历史上沿革下来的领土纷争，我们不能苛求那个年代的领导人所有一切细节都大包大揽，忙于国内建设的他们不可能让自己陷入无止无境的邻国争端，还要不要发展啊，在建国后不久就几乎被全世界孤立的新中国，还要不要发展啊？

抗美援朝后，全世界为之侧目，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斯大林再次领教了毛泽东眩目的雄才大略，终于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驻军司令部等等全部做出让步，同时慨然允诺援华156工程项目，东北首当其冲作为重工业和军工的承接点。几十万英雄儿女鲜血没有白流！

毛泽东朝思暮想的工业强国之路正式开始。

事实上，纵观欧洲近代工业的开端，多以棉纺等轻工业为主做积累，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更是想以低廉的手工业，轻工业，矿产资源积累资金用以购买军事装备，但是，新中国一开始就以基础工业重工业为主的路线，基础工业那时是指种子，化肥，农业机械等（今天遍布全国的县一级的氮肥厂，插秧机厂等就发端于那个时候），而重工业往往是指采矿冶炼机械制造涵括军工那一部分，基础工业配合农业解决粮食的亩产和效益，让人们能吃饱，重工业就是国之筋骨，轻工业没那么重视，主要是原料要靠农业重工业解决，而运输交通条件又极不完善，所以局限在江浙上海一带，尤以上海为中心。

但是别忘了，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全部要钱的！国内的基础建设，农林水利铁路，城市水电，等等，资金从何而来？今天徜若你有心去各地走一走，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水库堰塘，基本是全部修建于那时，不说最长的京广铁路，就说川内第一条铁路成渝线，以及难度之最的成昆线，后来的宝成线，让四川天堑变通途，这海量的人力物力，这钱从何而来？

欧美的工业发端，早期的资金积累来源于圈地运动和剪羊毛，无数失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变成极端廉价的劳工，创造出物美价廉的商品畅销全世界。早期欧洲碎片化城堡化的国家形态，导致绝大部分国家无法封闭存在独自养活自己，必须和外邻频繁的贸易互补互换，同时大航海促进地理的大发现，又迅速的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财富瞬间积累，也推动了科技的创新，相辅相成之下，工业，科技，城市，文化理念等等，顿时站立在世界之颠。不过有一点在早期令他们沮丧，大量的财富流向中国用以购买茶叶，丝绸，香料等。

但是中国又完全不一样，我们得感谢大航海大发现导致土豆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流入中国，导致在明朝中国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以前历代几乎是六千万就是一个极限，而明末已经达到一亿了。但是从大秦以来大一统的帝国形式和庞大的疆域，导致我们即使不和外国有任何交流即使处于完全封闭状态，我们都可以自给自足养活自己，相反关于贸易关于资本关于工业，老大帝国是完全不感兴趣，辽阔的疆域和爆炸式增加的人口，导致帝国统治者更愿意把人固定在土地上以便其管理而追求稳定。终于我们在明清开始落伍于世界，直至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尊严丧尽。

回到毛泽东建国，百年来我们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得压迫者满地找牙，可是工业才是强筋健骨的东西，我们不能总是指望天纵奇才和意志力，但是发展工业钱从何来？硬通货被常凯申带走绝大部分，轻工业几乎是手工作坊，在被欧美制裁包围的情况下，也只是聊甚于无。对外贸易，也就一点可怜的农产品和资源，还得优先考虑四亿人的生活和军用。独立自主发展那真的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千难万难。

唯有从农业来钱，而且要快。帝国主义可是亡我之心从来不死。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梁漱溟和毛泽东之争。

梁老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知识分子，但他固执的坚定农本建国的观念，还在抗日战争前他就在全国各地试行模范农村的试点，尤其在山东更是搞得一时风生水起。学术上造诣极高的他更是融合了哲学，伦理学，儒学，佛学，而后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改良，但过于理想化的执念最终导致了他和新中国经济产业政策的严重冲突。

他说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就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后，在耕者有其田之后，政府在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将阵痛不得已转嫁到农业，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而导致在执行过程中的过激和偏离行为。

但是，多年后，在目睹两弹一星的成功，在目睹各项工业指标飞速上扬，铁路道路，城市化建设等等都自主完成时，梁老后期终于心平气和承认了这一路线的正确。

在1980年艾恺采访梁漱溟的录音中，依然能清晰听到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了不起的。他没有什么凭借，就是单身一个人。在他的家乡，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了一个新中国，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

谈及他与毛泽东在1953年的冲突，梁漱溟很感慨，“我好像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只觉得有自己失败的事情、错误的事情。1953年气太盛、气太高，所以就跟毛公抵触了。那个事情后来我自己想不应该，应当我多尊重他一些，不应当跟他闹翻”。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把屋子打扫干净后，再请客人来”，其深层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独立自主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后，还是要走开放这条路。在国防科技有天大发展足以抵御任何外来之敌时，在人人能吃饱饭人口开始百年来第一次爆炸式增长时，在铁路道路开始网状发展时，在重工业门类齐全时，他开始打开国门引进更多的科技和工业。四三法案来了

其时当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时，中国的城市已经产生大量富余的劳动力无法安置，解决之道一是动员知青下乡暂时支援农业，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有更多的轻工业和贸易来创造工作岗位，因此1971年四三法案出台，向欧美及日本开始敞开了大门。放弃日本政府对政府的战争赔款，此举让国与国之间暂时放下了历史包袱，但是引来的外资和创造的效益是无数倍于赔偿。

1973年，中国取代果党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

从建国起，那真的是摸索着前进，中途也无法避免的走过弯路，但是短短几十年后，很多人忘了他的丰功伟绩逆天之举，而把所有的非议推到了他的头上。

1976年9月9日，伟人与世长辞。

身后留下了一个傲立于世的青年共和国！

十九、

纵观毛泽东毕生面对过的所有对手，从果党常凯申，到美英法，苏联，印度，无一不是在军事装备，经济总量，综合实力等方面远远超过他，但很不幸的是，全部被他打败，输得无话可说，仅凭这一点，我实在想不起有谁还做到过？除了最后那个逗逼阿三外，他打的对手是一个比一个强，哦，打阿三面对的自然条件是最恶劣的。

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的局面，即便是白区和地方干部也经常性参与到武装斗争中，因此建国之初，行政，技术管理类干部有巨大缺口，解决的方法就是旧政府一般事务人员大量留任，在任上逐步进行思想改造，还有就是大量军事干部转任地方官职，同时提拨工农干部杂糅其间，并举荐进步的知名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作参政议政之职。

因此，加上军队转业人员，新中国工农干部比例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尤于缺乏执政施政经验，尤其是城市管理方面，对广大的中共工农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和知识分子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也应该理性看待缘由，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近来却被一些所谓专家教授大肆批评，完全无视了特殊年代的背景。

对于立志于民族复兴，走一条前人未曾尝试过的路线的毛泽东来说，也坚决不愿意照搬苏联模式，他建国的成功就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证明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但治国，究竟应该如何走，这是他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新课题。

所以进北京的时候，他邀请了大量知识分子和旧政府的左翼，进步人士参与进来，在这段时间，他本人以及其他领导层，也不可避免的和知识分子们产生观念的冲突乃至争执，这是情有可原的必然现象，大可不必过分解读。

但事实上，在他百年之后，批评声甚嚣尘上，甚至刻意歪曲事实和淡化历史，导致今日之青年，犹如雾里看花，不辩是非，这才短短四十多年，一个国家就淡忘了开国元勋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成史功绩，我们的爱国教育在所谓的西式自由思潮冲击下沉寂已久，今天猛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在向我们生猛的灌输普世价值的同时，自己的爱国教育做得比我们还要好。

今天有人刻意歪曲说毛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不友善，他们浑然忘了任何一个政权新建之初既需要旧的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同时也希望他们思想上能跟上新的时代，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而毛泽东本人，如果不是政治，军事太过耀眼，他其实可以称之为一代大儒且学貫中西，是当之无愧的大学问家，所以他本人是极尊重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大革命时代积极参与到时代洪流的知识分子，更是刻意纳入到新政府体系，例如曾经立志不做官的黄炎培，就在建国后打破了自己的誓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改为国务院）和轻工业部部长。

但是做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一生注重实践的毛泽东来说，他也清楚旧的知识分子有哪些缺点，尤其是那些纯做学问只是有进步思潮的人，他们过于理想化，过于脱离实际，过于沉浸于书本理论，这一点在革命道路中他已经深深的领教过了，比方说梁漱冥，柳亚子等，但社会学科的知识分子和科技类的知识分子是截然不一样的，大量的社会学科的，例如作家，教育家，大儒（如陈寅恪）在当时遍地文盲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放低身段，重视普及教育和思想再造，实在是容易走上果党政府那一套。

因此他重视知识分子，但他所谋的是改造传承几千年的民族思想体系，就无法任由其不拘一格。尊重归尊重，但阶层对立的根本性导致该批判的必须批判。

从他和几个大知识分子交往就可以看出，公和私的界线他分得比谁都清。

例如章士钊。

章士钊是他毕生敬重的一个人。

我们经常称他为图书馆管理员，可知彼时北大的图书馆主任就是章士钊。

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拜见章士钊寻求资助，章士钊筹集两万银元慷慨交给毛，后毛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国内，将大部银元交给蔡和森等赴法寸学，自己留一部分去做农运去了。

章士钊是最早参与反清的斗士，很早就与黄兴组织兴华会，并撰文将孙中山介绍给国内大彰其名。之后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深感“才短力脆”，从此专注于求学，先后于日本英国发愤图强，并拒绝加入同盟会，希望是求学救国。

1911年于大革命时代回国，反对分裂，建议政党内阁制，被袁世凯邀请任北大校长，未就。

北洋政府段祺瑞时期，任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反对激进学生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并武装保护北师大校长杨荫榆不受学生冲击，被称之为老虎总长，并被鲁迅撰文称之为“落水狗”。

但他是一个坚持道义的人，后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他又奋不顾身奔走营救。后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章因是北洋高官，曾被通缉，不得己出国游历欧洲。

之后应张学良之邀回国从事东北大学教授一职，九一八后寓居上海，为陈独秀被捕一事，慨然发声，主动要求做陈独秀的辩护律师，要求宣布陈独秀无罪释放，其辩护状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征询章对时局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建议毛速离险境。

解放战争时期，章力劝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湖南和平起义，不顾年老，多番奔走，打消程潜，陈明仁心中对中共“惩办战犯”的顾虑，使得毛泽东家乡以及抗战中损毁严重的长沙和湖南未再受战火之浩劫。

并且，章士钊受时任代总统李宗仁之邀，与邵力子，张治中等北上赴北京展开和平谈判，做为一个在国共两党皆有巨大声望的民主人士，在谈判破裂后理所当然的被毛泽东盛重邀请加入到新政府的工作当中。

老爷子一生都慷慨耿直，只顾理想，不参与党派，且在建国后三次赴香港与台流连络，协商两岸统一。

1959年在整风会议中，直言“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受到冲击，但毛泽东直接干预得以全身而退。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以“还钱还利”之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两千元给章老解困，直至去世。至此，章士钊沉溺于著书论述，于批林批孔的特殊时期，受毛泽东襄助，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且在上海送给来访的外宾，既便受到指责和冲击，也被毛泽东指令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

70年代90岁高龄仍希望第四次奔赴香港为统一做贡献，但不幸功未竟身先死，于1973年离世，其时邓，叶剑英，李先念前往吊唁。

纵观章的一生，和毛泽东情义颇重，思想理念上该受到的批判并没有例外，但个个情谊上一直得到尊重，其学术造诣即便在特殊年代也因之而声扬。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毛的一生未曾为自己谋过任何私利私誉，即便是一统党政军大权后，对于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交往，于私人，尊重有加，于公义，则照章办事。

试举他和黄炎培老先生一趣事。

听闻黄老有王羲之书法真迹一帖，酷爱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心痒难耐，特借来一阅，嗜若珍宝的黄老百般嘱咐只允借一个月。谁料仅过一周，黄老就电话催还，毛可舍不得：不到一个月你来催，是你失信。到一个月不还，那就是我失信！谁失信都不好！未过几天，黄又电话催之，毛不高兴了：说好的一个月就一个月，你一个月的气都沉不住吗？后一月期限至，毛命人用木板小心夹好书帖并要求在零点之前送达，并哈哈大笑：任之先生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酷爱传统文化，也擅作古诗词，有大量诗词作品传世，今有人刻意从格律，平仄等方面评判说不过尔尔，却浑然忘了”诗以言志”，想当年常凯申不服毛所作<沁园春.雪>一词，命一众腐儒赋词以对，结果出来的多篇格律工艺固然精巧，作品却着实不堪一读。

他自己也自谦，说自己长短句还可以，律诗并不擅长，于格律精要并不喜欢，缘于他本人好不拘一格，恣意汪洋，律诗嘛，他建议多请教陈颜元帅。但对于诗词的喜好，曾经在和学者讨论中哈哈大笑说:我不爱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大洋都不看！

但是对年轻人的指导中又要求，多看多写白话诗，少看些古诗词，那些容易束缚思想。也就是说，他个人喜好是一回事，但是牵涉到新文化运动的大节，他绝不会以个人喜好代替，干涉大的政策。其胸怀磊落，试问有几人能做到？

他的文章，浅显易懂，但其中蕴含的大道理又振聋发聩，他的诗词，雄浑豪迈不拘一格，从不讲究过多的技巧。

这样一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这样一个让全民族摆脱贫弱敢于奋斗的人，在今天，却似乎不被很多人理解，着实让人深思。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他并不在乎身后的滔天巨浪，尽其一生，光辉隽永，那些铬印，是永远无法被抹去的。

于众多他的豪气干云恣意挥洒的词作当中，有那么一首清新绚丽，格律工整讲究的词，于硝烟散尽之后，述说伟人的平和心境: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全文完）